中國的資本主義改革與媒體的管制
■苦勞論壇2006/04/01
◎作者：金寶瑜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將《冰點》停刊，此事件引起很多人的關心和注意。人們不但想去追究《冰點》停刊的原因，而且也關心中共當局是否將對媒體的管制進一步緊縮。在台灣隨著龍應台對《冰點》停刊提出抗議後，有陳映真的《文明和野蠻的辯證》一文和此後一系列與《冰點》停刊相關的文章在《聯合報》刊出。我也就《冰點》停刊一事提出我個人的看法與大家商榷。有關《冰點》被停刊和袁偉時文章的討論，在貴報的「差異與交鋒」的專輯中已有很多。另外，在《批判與再造》雜誌（第29期，2006年3月）裡，也有大陸學者針對這事件發表的文章，這裡就不再多談。我在此文中從另一個角度來談中國大陸的言論自由和其它有關民主的問題。
【中國資本主義改革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成長】
中共在1978年底的三中全會結束後，開始了一連串資本主義的改革。到了九十年代初，資本主義的改革已經基本完成。農村在1984年人民公社解體後，恢復了個體的小農的商品生產。1980年代的國有企業改革將原有的國有企業改革成以營利為主的企業，隨後並進行私有化。從改革開始中共中央就積極的以勞動體制改革來打破中國工人的鐵飯碗，把勞動力變為商品，使工人成為可以隨時被解雇的雇傭勞動者。
隨著在經濟體制的改革，中共中央也同時進行了政治和思想的改革。中共中央廢除了憲法對人民自由權的保障，即人民發表輿論的自由：包括大鳴、大放、大辯論和大字報，以及勞動者罷工的自由。中國共產黨也不再用群眾運動作為從下至上改革的動力，所有資本主義的改革都是由中共中央通過法律，再用法令下達民間。
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也隨著經濟的改革在媒體和學校教育中宣傳了起來。用「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來對抗中國革命後30年建立起來的平等觀念。用「大鍋飯養懶漢」來侮蔑勤勞農民在人民公社下彼此合作的成績。我還記得《人民日報》為了配合勞動體制改革在1980年代中有一篇稱讚工人失業的文章，文章主要的意思是說失業可以增加工人的危機感，工人為了怕失業將會更勤奮的工作，因此是好事。
為了配合改革，中共中央將大學裡的各個科系的教學課程作了大幅的更改，特別是對歷史、哲學、和社會科學各科系教材的編改。在我的本科經濟學方面，各大學將經濟系的課程基本上模仿了美國作了很大的變更。教課書也是直接從美國大學的教科書翻譯過來。除了經濟學本科外，各大專學院還加設了商學的各學科，包括企業管理、金融管理、保險學等等。這些新設的學科也是從美國照搬了過來。改革的結果使得中國大學的各科系完全能和美國高等教育接軌，美國著名的大學為中國的優秀學生設立了多項獎學金，歡迎這些學子前來受教。
除此之外，中國各大學還邀請了大批美歐的經濟學者來中國講學，來自美國的經濟學家中有最保守的芝加哥學派的祖師爺弗里德曼（Milton Freidman）。中國當政者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扶植的例子還很多，包括1990年代時給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提供的公開討論的園地。
隨著這些改革，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和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也就輸入了大批年青知識份子的頭腦中。因為今天美國為世界資本主義霸權之主，所以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就是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這一套意識形態在趙誠的《言論權是社會公平公正的起碼條件》一文中充份的表達出來，根據趙誠的說法，今天哪還有什麼帝國主義？若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不起來的話，都是因為這個國家自己不行。我不同意趙誠把帝國主義從地球上消失掉了的論點，也對中共黨校有這樣的教授感到吃驚；我也對袁偉時對義和團和起義和八國聯軍入侵中國這一段歷史的銓釋，感到荒謬得不可思議，但正是這樣的現實正可以使我們認識到中國資本主義改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滋長，在中國整個社會中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左派必須支持民主運動】
自許為左派的我們必須要支持民主運動，包括資產階級民主的範疇 ─ 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工人罷工自由等等。
右派用批評中共對言論自由的限制，來表達中共對容訥右派觀點的尺度不夠寬。他們在高唱的同時，卻完全不提中共中央對左派刊物和論點的封殺。事實上，這些年來，中共當局對左派言論的防範和限制要來得更加嚴厲。幾年前《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兩份雜誌被查禁。最近《中國工人網》以沒有繳一千萬人民幣的登記費為理由而被查封。對資本家來說，一千萬是個微不足道的小數目，要他們花這筆錢來支持一個網站或辦一份刊物不算回事。上《中國工人網》的讀者多數是工人（還有很多是失業的工人），這些網友如何從他們每月幾百人民幣的工資抽出來支持他們的網站？只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今天在中國要爭言論自由，先得拿出錢來 （這一個現實每個國家都一樣，但中國所設的門檻特別高），右派的錢多得堆了起來，為工人和農民說話的左派哪裡來的錢？
中國經過26年的資本主義改革，今天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中國今天是一個兩極分化貧富差異極大的社會。中國有幾千萬的失業大軍，在有工作的工人中，很大一部分因為工資太低，和缺乏福利，因此連勞動力再生產都不能維持。靠種地為生的農民的生活也同樣的困苦，一億農民都離開家鄉到城市裡打工。對今天中國的工農來說，看個病吃點藥都算是奢侈，更不要談生了大病需要住院開刀。小病沒錢醫變成大病，生了大病就只有在家等死。
在醫療改革中城市多數的工人失去了健康保險，農村的農民失去了合作醫療。在教育改革中，大陸跟台灣一樣，各大專學院擴大招生，所以只要付得起學費都可以上大學。一個大學生四年念下來要四、五萬人民幣，有多少勞動人民可以付得起那麼昂貴的學費呢？靠種田為生的農民就是要供子女上中學都是極為困難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普及農村教育和提高農村知識水平的努力再也不見縱影，以前每一個生產大隊都有一間由國家出錢蓋的小學，今天這些小學的房子已經年久失修倒塌，老師的工資拖欠不付。除了富有的村子還有小學外，貧窮的村子已經沒有小學了。怪不得老百姓要說：「醫療改革讓我們看不起病，教育改革讓我們上不起學。改革有什麼好呢？」
醫療的商品化沒給中國一般老百姓帶來任何好處，卻創造出了個醫療業的市場。華爾街報去年8月有一篇報導說隨著中國少部分有錢人的增加，外國的醫療業開已經開始在中國投資。香港的一家醫療公司（China Healthcare Holdings）在北京設立了一個分公司並在北京開了一家診所。另外一家美國醫療公司（Chindex International Inc, Bethesda, Maryland）在北京和上海各開了一家醫院。報導更說，到這些外資私人診所看病的人不在乎花幾千美元，來享受一流的國際醫療水平。這篇文章還登了一張病房的照片，這間舒適的病房看起來更像高級旅館的房間。（《華爾街報》，2005年8月18日，B-1頁）外資的醫療業能夠進入中國市場，當然是因為中國參加WTO時，開放外資進入中國的服務業市場。
中國大多數的老百姓失去了醫瞭保險，但是他們卻要在極為惡劣的環境下工作，並承受環境污染給他們帶來的各種疾病。在延海地區的加工工廠中，斷隻一類的工傷已經習已為常，因工傷而死亡的事件也不再稀罕。更有大批工人因為工作環境的污染而導致長期的病患。除了大批電子工業（包括台灣的）在大陸投資對電子業工人（跟台灣工人一樣）身體上受到毒素的侵害外，中國更從美國進口電子廢料。工人從這些電子零件廢料中，取出少量有價值的但含高毒素的金屬，因此而中毒。根據一篇報導，在廣東的一個小城貴榆（音譯）裡，有十萬個人（包括兒童）在沒有任何保護下拆除從美國進口的電子零件的廢物。 （American Electronic Waste Contaminates China and India, by Terence Chea, Associated Press, San Francisco, August 17, 2005）
中國建國後不到十年就消除了：瘧疾、血吸蟲、肺結核、性病各種傳染病。但是改革後中國的衛生保健政策与過去馳反道而行，所有的傳染病也就又重新出現。1949年前，中國很多的農村的人都患了血吸蟲病，到1955年黃河下游還有一千萬人染了這個病。但是經過幾年全力殲滅血吸蟲的努力，到了1958年時就，不再有新的病例出現。但是今天血吸蟲病不但又重新出現，而且在擴張。據估計已有九十萬人染上了病，而且有三千萬人是染病的危險群。（參見《批判與再造》雜誌（第26期，2005年12月）。不但舊的已被消除了的傳染病在中國復發，而且今天又多了愛滋病和因環境污染所造成的各種疾病。
像今天這樣的社會現實，許多有正義感的新聞工作人員都希望能通過媒體的揭發，來找出原因並追究責任，以便能取得改善，但是中國政府就是不給他（她）們報導的自由。從凌卉在《禁令》一文中所舉的例子來看，中共對媒體報導的控制是非常嚴厲的。而且這樣的控制多半是要用掩藏事實的真像來為中共官員推卸責任。中共用各種方法來鉗制新聞的報導。陳桂棣與春桃寫了《中國農民調查報告》來揭露安徽農民的悲慘經歷和農村幹部的專橫殘。但是《中國農民調查報告》出版後就被禁止再印了。中國老百姓有權利知道這些現實，對媒體報導的控制只是為了保護無能和失職的官員，這樣的作法只會引起人民更大的不滿。
【在被整合到世界資本主義中的中國經濟】
陳映真在《文明和野蠻的辯證》一文中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分。」這話沒錯。不但是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根據《經濟學人》的一篇報導，中國的GDP的成長對世界GDP的成長的貢獻很大，是印度、巴西、和俄羅斯加起來的兩倍。因為中國出口的廉價商品，使的富有國家可以維持低平穩的物價。因此中國資本的出口，使富有國家可以維持低的利率。中國的低工資吸引了歐、美、日大企業將生產移到中國大陸。將生產移到中國，不但可以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而且可以抑制它們本國的工資上漲，因此提高了利潤。哈佛大學的一位經濟學家Richard Freeman 說，自從中國、印度和前蘇聯加入世界經濟後，世界的勞工供給增加了一倍（其中中國佔了一半以上）。勞工供給量增加，而資本量不變是近幾年來利潤快速增長和工資停滯不前的原因。這位大師把這樣的發展稱為「有利的供給面的衝激」（positive supply-side shock），《經濟學人》這篇文章說，這樣的發展改變了各富有國家內在國民所得中利潤和工資所佔的比例。2004年美國上稅後的利潤在GDP 中所佔的比例達七十五年來的新高，同年歐盟國家和日本的利潤在GDP中所佔的比例則達二十五年來的最高。（《經濟學人》2005年7月30日至8月5日，65-67頁）。
中國對跨國資本的「有利的衝激」還不只於宏觀方面，在微觀方面也「有利的衝激」著各大跨國公司。斯丹福大學的一位教授（Robert Burgelman ）對他的學生（他的「商業策略」這門課的學生都是來自各大公司總裁）說：「1990年代時，對任何生意的經營上的問題，只要說Internet。今天企業面對任何問題，只要說中國。成本太高？搬到中國去生產。收益成長太慢？去中國去擴張。中國成了解決經營問題的萬靈丹。」（《華爾街報》，2005 年11月2日）
所以中國的經濟對世界經濟有很大影響，和對國際資本有很大的貢獻不是一個需要爭議的問題。問題是中國得到什麼？更應該問的是中國的一般人民得到什麼？上個月的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有一個例子。據香港UBS的一位經濟學家Dong Tao的估計，從中國進口的芭比娃娃在美國一個要賣二十美元，但是中國只拿到三角五分美元。（《紐約時報》2006年2月6日）這三角五分還是加工工廠的老板拿到的，老板要買材料、付房租、留下自己的利潤，做娃娃的女工能拿多少工資？她們每天要做多少個娃娃？若是認真的去計算，中國拿到的三角五分還不夠去清理因為生產這個娃娃所造成的污染，和補償工人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下，每日長時間工作在身心上所受到的損傷。中國實際得到的是負數。不僅如此，美國對中國貿易的大量逆差，連這三角五分還多半拿不到錢。中國與美國貿然的順差都是用買美國政府公債的形式，借給了美國來支付美國聯邦政府的赤字。因此越是「大面積」、「大體積」的生產，中國的勞工付出的越多，中國的資源枯竭的越快，中國的污染問題也就越嚴重。中國對美國出口順差越大，中國也就要把更多賺來的外匯借給美國。
怪不得中國當局在看到這樣的經濟成長所帶來的惡果後，最近他們也不得不推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來。
【美國與民主政治】
右派一向都極力的推崇美國的民主政治，即使美國出兵攻打佔領伊拉克也是為了在那邊為阿拉伯國家建立起一個民主的模範。但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是什麼呢？
一位資著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對資產階級民主提出來的一個詮釋。熊彼德很誠實地說，民主政治只不過是一個選擇候選人的程序，它沒有任何重要的內涵。因此選舉的結果並不能代表選民的真正利益，選舉的結果只是反映了由大眾媒體所製造出來的一種同意（manufactured consensus）。他認為大眾媒體在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和它在市場中影響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廣告一樣。如果我們這樣來理解資產階級民主，它只不過只是一種手段和一種合法的程序而已，除了虛假的形式外，並沒有真正的內涵。
美國布希政府為了進侵伊拉克而編出了伊拉克藏有大量毀滅性武器的謊言，而且故意用糢糊的語言來使美國人民誤認伊拉克的恐怖份子與美國的911事件有關。許多有見識的美國人懷疑這個謊言，他們也反對美國去攻打一個有主權的國家。但是這些反戰人士除了上街參加反戰的示威遊行外，他們在體制內找不到他們的代表，因為民主黨也全力支持布希攻打伊拉克。因此就在媒體的炒作下，在大多數人民都被蒙蔽的情況下製造出來的一個進侵伊拉克的「同意」。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布希的謊言早已經被揭穿，但是民主黨的總統後選人凱瑞還是不提出從伊拉克撤軍的主張。對美國人民（特別是貧窮的人）來說，這場戰爭除了死傷和多納稅外沒有任何好處。但是對美國的資產階級來說，要在世界稱霸和保障美國對中東石油的控制，這場戰爭就非打不行。雖然今天美國大多數人都反對這場戰爭，但是除了像過去反對越戰一樣去上街頭、去抗議，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為在他們的「民主」體制內找不到任何代表他們的聲音。這就是被右派所推崇的美國民主的真像。
另外，美國要第三世界國家實行民主也只過是個幌子。美國要中國實行民主政治並沒有什麼意義。它過一陣子就丟出一句「中國對人權保護的紀錄欠佳」的話，無非是要中國沒面子。我們只要看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用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支持了多少個獨裁政府 ﹣菲律賓的馬可仕，智利的Pinochet，當然也包括台灣的蔣家政權，和南漢的李承晚。美國中央情報局又殺了多少個由人民合法選出來的政府代表 ﹣伊朗的Mohammad Mossadegh，智利的Allende，厄瓜多爾的Roldos，巴拿馬的Torriojos。這些還只是少數的幾個例子。美國骨子裡最怕的是真正的民主，美國要的只是一個聽話的政權來維護它的利益。它要的是一個給美國資本安定的投資環境。如果沒有1989年天安門對群眾的鎮壓，你想能會有大筆大筆的外國資本到中國投資？
直到去年之前，我還以為自己對美國二戰後在世界上的各種胡作非為都很清楚了。在2003年回台灣之前，我還在反戰的活動中公開演講，但是去年看到一本書，才讓我必須承認我所知道的其實微不足道。
約翰．袙金斯（John Perkins）在《一個經濟殺手的懺悔》（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by John Perkins,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2004） 的書中，坦誠地說出他做美國的經濟殺手的歷史。我從來都沒聽說過經濟殺手這個稱呼，讀了這本書才知道他們是在私人公司工作，但是為美國政府執行任務的一批人 ─ 他們的任務是：把世界銀行和美國國際發展總署（USAID）以及其它外「援」機構的錢，轉到了美國的大型企業帳上和極少數控制世界自然資源的富有家族的口袋裡。他們以專家的身份用威脅利誘的各種手段，使落後國家的統治者用借來的錢請美國大公司包工，來建設遠超過他們國家需要的大工程，像工業園區、發電廠、飛機場、辦公大樓和現代公路等
袙金斯在一家名為MAIN的公司工作了九年，在他剛上任時，他的主管說明了他他的任務：「你的工作中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去鼓勵世界各國的領袖來加入一個與美國商業利益相關連的龐大的體系，最後這些領袖會因為經不住誘惑而把他們的國家帶入債務的泥沼，這時我們就能保證他們對美國的忠心。」
袙金斯因為內心良心的懲罰，患了嚴重的憂鬱症，1980年時辭去了他的工作。在過去二十年中曾經四次動筆想寫這本書，但是都停擱了下來。直到911發生後，他再也承受不了內心良心的懲責，無法再保持沉默，因為他非常清楚為什麼世界上有這麼多人都如此的深深地痛恨美國。因此決定不顧一切將他替美國在世界各國幹的惡事公佈於世。這本書在出版後成為暢銷書，袙金斯本人現今被請在美國各地演講。（參見《批判與再造》雜誌（第十八期，2005年4月）的書評）
有什麼人對美國在世界推行民主還抱有幻想的話，不妨去讀讀這本書，也希望台灣的出版社能出它的中文譯本。
--------------------------------------------------------------------------------
延伸閱讀：
訪問《中國工人網》嚴元章 ◎斯蒂芬‧費里昂（Stephen Philion）／葉民寧譯（人民間網站）
【深度網摘】言論自由？中國自由派和新左派大亂戰 ◎Vincier
【深度網摘】中國三左派網站遭查封 ◎Vinci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