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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普選一個樣，那怕選班長也不例外，武漢常青第一小學於○六年，舉行一場由班民直接投票的班長直選，令人驚訝的是，整個選舉過程宛如台灣選情翻版，輿論造勢、耳語詆毀、招待旅遊、走路工等奧步層出不窮，該過程被拍成紀錄片《請投我一票》，引發不小議論。
中國大多數小學的班長，都由老師直接任命，即使投票也很少公布結果，據《中國青年報》報導，長青小學三年一班的班長直選，共有現任班長雷磊、程程與曉菲三人，按照班主任（導師）對卅九名「班民」的承諾，此次選舉要實現「我的班長，我做主；我的選票，我做主」。
這群戴著紅領巾的小三學生，並不瞭解「民主」和「投票」等名詞，對於班長的職位詮釋僅為：「班長就有權力，讓他站著、他就得站著，讓他坐下、他就得坐下。」不過，真競選起來，全套奧步可不輸台灣選舉。
現任領導人雷磊自恃「在任優勢」，原拒絕父母親的協助，甚至不打算「引導輿論」，而是希望同學們「自己想投誰就投誰」，但很快的，雷磊發現自負並不現實，因為其他候選人有更厲害絕招，程程即是其中之一。
這些奧步被看過紀錄片的網友總結為：拉幫結派、互相詆毀、製造假像，程程像個老練的政客，先是自己大聲起哄「雷磊雷磊，最愛打人！雷磊雷磊，威脅別人！」再由競選助手造勢形成輿論，而程程私下給支持者副班長、學習委員等未來官職承諾，用以換取支持。
班長選舉還牽扯進家長，為讓自家獨子當選，三個家庭卯足全勁輔選、出主意，當雷磊首戰失利後，其擔任員警的父親邀請全班同學乘坐輕軌，還提供礦泉水、大巴接送和導遊等服務，赤裸裸的賄選、無疑是有效的，雷磊的支持率再度竄升。
從局外人角度看，程程的勝算最高，在家長的指導下，程程針對現任班長雷磊打出「要當管理者而不是統治者」口號，面對女性候選人曉菲，則用「愛哭沒自信」進行有力反擊，然而，就在投票前夕，出現超級走路工大奧步，選情一夕逆轉，雷磊競選連任成功。
就在投票前一天，雷磊父親拿出一疊粉紅色賀卡，說是為老師和同學準備的中秋節禮物，雷磊在投票前送出這份意外禮物，在陣陣「好漂亮」的讚歎聲中，以超出對手數倍的優勢高票當選。不過，競選失利的程程並未失意太久，班導師事後選他擔任「班主任助理」。
曾拍攝河南愛滋病家庭悲歡離合的《好死不如賴活著》導演陳為軍，將整個選舉過程拍成《請投我一票》紀錄片，製作成本不到二十萬台幣，在海外上映時卻引發諸多反響。
《華盛頓郵報》評稱：「關於一群八歲大孩子的，令人如坐針氈的政治戲劇」。
本則新聞由中時電子報提供 2008/04/24
2009年5月30日 星期六
2009年5月14日 星期四
北縣府「舊疾」復發 520再拆柑園原住民聚落
都市原住民後援會成員
楊宗興 陳寧 陳詩婷
從聚落入口向後望，遠方盡是建商造鎮計畫所蓋出來的集合公寓大廈，與這群寄居河邊的失業板模工親手打造的木造小屋形成鮮明的對比。（于欣可攝）
坐著南下的火車，在抵達鶯歌火車站前往大漢溪對岸一瞥，首先映入眼簾的不是三鶯橋下的三鶯部落，而是柑園地區河岸邊的所謂「違建」聚落，它沒有名字，只知道那裡住著一群人，他們叫做Pangcah（阿美族）。
走進這個條通往聚落的小徑，一如過去拆除前的三鶯部落、撒烏瓦知部落，小徑沿著河岸，兩旁坐落小型菜園和低矮的工寮、木造房，屋裡傳出的歡笑聲與圍牆上白紙黑字的拆除公告，形成強烈的對比。
從柑園這個小地方往外看，一邊是被一排排高聳突兀的建築，逐漸遮蔽了的天空，那是台北縣三峽的北大造鎮計畫；往另一邊看，大漢溪沿岸一帶，有許多鑄造、家具工廠、砂石場，及少數保留著的紅磚古厝和農地、農舍，還有這裡，最靠近河岸的原住民聚落。
十幾戶人家裡，有些因為最近三、四年工作不穩定，負擔不起房租，從附近的土城等地搬來柑園。也有些人，年輕時北上工作努力積蓄，好不容易買了間小房子，但當小孩紛紛長大之後，作父母的為了減輕孩子負擔，便把房子讓給孩子另組的家庭，自己來到河邊搭起簡單工寮居住，時間最久的，一住就住了十二年。也有些人，過去曾經在對岸居住，後來因為自行車道興建工程，房屋被拆，才輾轉來到此地建屋棲身。
我們初到訪的那天，族人們在「慶祝」，慶祝他們的家園即將被政府的怪手輾平，這在外人看來這是多麼的荒謬，然而卻是這群底層人民苦中作樂的唯一方法。他們殺了兩頭自己飼養的山豬，因為沒了住的房子，豬也無家可歸了。住這裡唯一的布農族阿姨說：「這兩隻山豬養了兩年好不容易才長這麼大，殺了真可惜！」另一位大哥看到我們的來訪，熱情的拿出米酒與烤山豬肉給我們，嘴裡吆喝著：「這些以後就吃不到了喔！」
柑園聚落裡唯一一棟兩層樓屋子的主人，是一位來自花蓮娜荳蘭部落（位於吉安鄉）的阿姨。她說，聚落中作版模的族人們，工作總是有一天沒一天，大家的屋子也多是慢慢蒐集廢建材蓋起來的。阿姨說：「隆恩埔國宅那裡我們也是申請過，但是那個房子我們實在不喜歡住，我的老公他就喜歡住這裡，可以養養雞、種種菜。」看著聚落中的男人們失業在家，，她只是不斷搖頭。
一位faki（阿公）從屋子裡走出來，先是不斷嚷著：「我們只是想多爭取一些時間，政府一下子就來拆，我們哪有辦法馬上有那麼多錢去租房子？再等幾個月，等我的小雞長大了，可以賣了，你再來拆嘛…」
Faki又說，連附近派出所的警察都來幫他們找房子，但也沒什麼結果，許多人都已經陸續開始把屋子裡的家具搬出來，或者把可以用的建材先自己拆下來收拾好。Faki破碎的語言，就像他那間已經拆的差不多的房子，所有記憶的物件傾倒、散落一地。
打電話問縣府水利局，得到的回答就像壞掉的答錄機，重複著政府拆除河岸聚落 的唯一說法：「他們違反水利法第七十八條，我們依法行政......」水利局水資源科的官員信誓旦旦的表示，5月20號一定拆。說來諷刺，在馬英九就職一週年的520拆屋，就像是馬英九送給河岸底層人民的一份禮物，而且是大禮。這些不禁讓人質疑，馬總統口中的苦民所苦苦到了哪裡去了？周錫暐所說得尊重原住民多元文化又是怎麼樣的尊重？
苦勞網上曾經流傳一則笑話，說台北縣長周錫瑋得了一種叫做：「不拆人家房子就會死」的病。好不容易縣府願意針對新店溪洲部落的保留進行規劃，三鶯部落也在拆除後的一連串抗爭中，暫時苟延殘喘，難道周縣長因為黨內提名不樂觀，「那個」痼疾又再度復發？要再來拆柑園地區這些族人的家嗎？
台北縣政府水利局在現場張貼的所謂公文，要居民15日內就要把一屋子的身家財產搬乾淨。（李宜霖攝）
曾經住在大漢溪對岸的阿吉，望向窗自己曾居住過的河岸如今已變成假日休閒的腳踏車道，想到現在自己又要再次被政府迫遷，心情頓時百感交集。（楊宗興攝）
柑園聚落交通圖：
<small>在較大的地圖上查看柑園聚落交通圖(楊宗興製作)</small>
都市原住民後援會文字報導
沒有堤防的溪洲部落 失去土地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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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烏瓦知遊學記（四）──當我們圍著火堆學著阿美語
撒烏瓦知遊學記（五）──寫在家園消失的兩個月後
楊宗興 陳寧 陳詩婷
從聚落入口向後望，遠方盡是建商造鎮計畫所蓋出來的集合公寓大廈，與這群寄居河邊的失業板模工親手打造的木造小屋形成鮮明的對比。（于欣可攝）
坐著南下的火車，在抵達鶯歌火車站前往大漢溪對岸一瞥，首先映入眼簾的不是三鶯橋下的三鶯部落，而是柑園地區河岸邊的所謂「違建」聚落，它沒有名字，只知道那裡住著一群人，他們叫做Pangcah（阿美族）。
走進這個條通往聚落的小徑，一如過去拆除前的三鶯部落、撒烏瓦知部落，小徑沿著河岸，兩旁坐落小型菜園和低矮的工寮、木造房，屋裡傳出的歡笑聲與圍牆上白紙黑字的拆除公告，形成強烈的對比。
從柑園這個小地方往外看，一邊是被一排排高聳突兀的建築，逐漸遮蔽了的天空，那是台北縣三峽的北大造鎮計畫；往另一邊看，大漢溪沿岸一帶，有許多鑄造、家具工廠、砂石場，及少數保留著的紅磚古厝和農地、農舍，還有這裡，最靠近河岸的原住民聚落。
十幾戶人家裡，有些因為最近三、四年工作不穩定，負擔不起房租，從附近的土城等地搬來柑園。也有些人，年輕時北上工作努力積蓄，好不容易買了間小房子，但當小孩紛紛長大之後，作父母的為了減輕孩子負擔，便把房子讓給孩子另組的家庭，自己來到河邊搭起簡單工寮居住，時間最久的，一住就住了十二年。也有些人，過去曾經在對岸居住，後來因為自行車道興建工程，房屋被拆，才輾轉來到此地建屋棲身。
我們初到訪的那天，族人們在「慶祝」，慶祝他們的家園即將被政府的怪手輾平，這在外人看來這是多麼的荒謬，然而卻是這群底層人民苦中作樂的唯一方法。他們殺了兩頭自己飼養的山豬，因為沒了住的房子，豬也無家可歸了。住這裡唯一的布農族阿姨說：「這兩隻山豬養了兩年好不容易才長這麼大，殺了真可惜！」另一位大哥看到我們的來訪，熱情的拿出米酒與烤山豬肉給我們，嘴裡吆喝著：「這些以後就吃不到了喔！」
柑園聚落裡唯一一棟兩層樓屋子的主人，是一位來自花蓮娜荳蘭部落（位於吉安鄉）的阿姨。她說，聚落中作版模的族人們，工作總是有一天沒一天，大家的屋子也多是慢慢蒐集廢建材蓋起來的。阿姨說：「隆恩埔國宅那裡我們也是申請過，但是那個房子我們實在不喜歡住，我的老公他就喜歡住這裡，可以養養雞、種種菜。」看著聚落中的男人們失業在家，，她只是不斷搖頭。
一位faki（阿公）從屋子裡走出來，先是不斷嚷著：「我們只是想多爭取一些時間，政府一下子就來拆，我們哪有辦法馬上有那麼多錢去租房子？再等幾個月，等我的小雞長大了，可以賣了，你再來拆嘛…」
Faki又說，連附近派出所的警察都來幫他們找房子，但也沒什麼結果，許多人都已經陸續開始把屋子裡的家具搬出來，或者把可以用的建材先自己拆下來收拾好。Faki破碎的語言，就像他那間已經拆的差不多的房子，所有記憶的物件傾倒、散落一地。
打電話問縣府水利局，得到的回答就像壞掉的答錄機，重複著政府拆除河岸聚落 的唯一說法：「他們違反水利法第七十八條，我們依法行政......」水利局水資源科的官員信誓旦旦的表示，5月20號一定拆。說來諷刺，在馬英九就職一週年的520拆屋，就像是馬英九送給河岸底層人民的一份禮物，而且是大禮。這些不禁讓人質疑，馬總統口中的苦民所苦苦到了哪裡去了？周錫暐所說得尊重原住民多元文化又是怎麼樣的尊重？
苦勞網上曾經流傳一則笑話，說台北縣長周錫瑋得了一種叫做：「不拆人家房子就會死」的病。好不容易縣府願意針對新店溪洲部落的保留進行規劃，三鶯部落也在拆除後的一連串抗爭中，暫時苟延殘喘，難道周縣長因為黨內提名不樂觀，「那個」痼疾又再度復發？要再來拆柑園地區這些族人的家嗎？
台北縣政府水利局在現場張貼的所謂公文，要居民15日內就要把一屋子的身家財產搬乾淨。（李宜霖攝）
曾經住在大漢溪對岸的阿吉，望向窗自己曾居住過的河岸如今已變成假日休閒的腳踏車道，想到現在自己又要再次被政府迫遷，心情頓時百感交集。（楊宗興攝）
柑園聚落交通圖：
<small>在較大的地圖上查看柑園聚落交通圖(楊宗興製作)</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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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在崁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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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30日 星期一
<轉貼>黨外邏輯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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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黨內，誰是黨外？
黨外的邏輯遊戲之一
蔡式淵 譯
我們相信「黨內」、「黨外」都看「深耕」雜誌。而「黨外」觀念清楚，推論有效，因此不怕「混淆視聽」；但「黨內」則觀念混亂，顛三倒四，因此很怕「視聽混淆」。基於上述的假設，我們刊出此文，一方面讓「黨外」消遣，一方面讓「黨內」頭痛。
--- 編者(林世煜)
據說這世界上有一個島，島上的居民只有兩種。
第一種人叫做「黨外」，黨外永遠只說實話；第二種人叫作「黨內」，黨內永遠只說謊話。沒有第三種人，也沒有例外。
接下來的故事，全部發生在這個島上。每個故事都是邏輯遊戲的題目。當你聽完每個故事之後，我們要問你：「誰是黨外？誰是黨內？」每個故事都請你用最嚴謹的推理來解答。
第一個故事 (1-1)
有一天，有三個居民聚集在一棵榕樹下談話。一個剛從外地來的「黨外黨」籌備人看到他們，覺得這是一個登記黨籍的最好機會，就立刻走了過來，問甲先生道：「你是黨內還是黨外？」甲先生立刻回答，但是籌備人聽不懂甲先生的腔調，於是就轉問乙先生：「甲先生說什麼？」乙先生回答道：「甲先生說他是黨內。」此時，丙先生搶著說：「不要相信乙先生的話，他在撒謊！」
請問：乙先生是黨內還是黨外？丙先生是黨內還是黨外？
請你用最嚴謹的推理回答這個問題，然後再核對後面所附的答案。沒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不要讀下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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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故事 (1-2)
在第一個故事中，丙先生還沒有開口之前，我們就可以斷定乙先生是在撒謊（見解說）。第二個故事則必須等丙先生說完之後，我們才能下判斷。
第二個故事如下：有三個居民在榕樹下納涼。「黨外黨」籌備人走了過來，問甲道：「你們三個裡面有幾個是黨外？」甲先生回答了，但是籌備人聽不懂他的腔調，就轉問乙：「甲說什麼？」乙回答道：「甲說我們中間有一個黨外。」丙插口道：「不要相信乙的話，他在撒謊！」
請問：在這個故事中，乙是黨內還是黨外？丙是黨內還是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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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故事 (1-3)
在這個故事裡，只有甲和乙兩位先生在榕樹下納涼，甲先生說：「我們兩人之中至少有一個黨內。」
請問:甲是黨內還是黨外？乙是黨內還是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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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故事 (1-4)
三個人在納涼。甲說：「我們都是黨內。」乙說：「我們三人中只有一個黨外，不多也不少。」
請問：甲、乙、丙三人誰是黨內？誰是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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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故事 (1-5)
三個人在納涼。甲說：「我們都是黨內。」乙說：「我們三人中有一個黨內，不多也不少。」
請問：我們從這個故事中，有沒有辦法判定乙是黨內還是黨外？有沒有辦法判定丙是黨內還是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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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個故事 (1-6)
甲說：「我是黨內，乙不是黨內。」
請問：甲是黨內還是黨外？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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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個故事 (1-7)
三個人在納涼。甲說：「乙是黨內。」乙說：「甲和丙是同黨的。」（『同黨』指同樣是黨內或是黨外。）
請問：丙是黨內還是黨外？
-----------------------------------------
第八個故事 (1-8)
三個人在納涼。甲說：「乙和丙是同一個黨的。」黨外黨籌備人問丙：「甲和乙是不是同一黨的？」
請問：丙會怎麼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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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個故事 (1-9)
有一天，我們這位「黨外黨」籌備人又到各地奔波，吸收新血。他在一棵樹下遇到兩人在閒聊，他問甲先生道：「你們兩人裡面有沒有黨外的？」
甲先生回答了，而我們這位聰明的籌備人一聽到甲先生的話，他立刻知道實際上是「有」不是「沒有」。
請問：甲先生是黨內還是黨外？乙先生呢？
（我保證在這一題中我給你的消息足夠解答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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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個故事 (1-10)
有一天，我們這位可敬的籌備人遇到兩位居民在樹下胡扯淡。他問甲「乙是不是黨外」，他得到一個（「是」或「不是」的）答案。他接著問乙「甲是不是黨外」，又得到一個（「是」或「不是」的）答案。
請問：這兩個答案是不是一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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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故事 (1-11)
有一天，有一位居民在樹下和籌備人閒聊胡扯。這位籌備人不記得這位居民是姓「蘇」還是「朱」，但是知道一定是其中之一。於是籌備人問他：「您貴姓？」這位居民回答：「敝姓朱。」
請問：這位居民姓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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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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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故事 (解 答 1-1)
不論是黨內或是黨外都不可能說：「我是黨內」，因為如果是黨外人士說他是黨內，則他就是撒謊，而我們前面已經說過黨外人士永遠不撒謊，所以他不可能說「我是黨內」；如果黨內人士說他是黨內，則他是在說實話，但是我們前面已說過，黨內人士永遠只說謊話，所以黨內也不可能說：「我是黨內。」
因此，我們可以斷定甲先生不可能說他是黨內；也就是說，乙先生所云「甲先生說他是黨內」是一句謊話。所以，乙先生是黨內。
丙先生說「乙先生在撒謊」，而乙先生的確是在撒謊，所以丙先生是在說實話。也就是說，丙先生是黨外。
答案：乙是黨內，丙是黨外，（我們無法斷定甲先生是何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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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故事 (解 答 1-2)
答案與第一個故事相同，但是推理過程不同。
首先我們要注意：乙和丙兩人的話相互矛盾，因此兩人必有一人是黨內，一人是黨外。
現在讓我們分兩方面來談：
假定甲是黨外，則這三人中總共有兩個黨外。因此甲的回答一定是「有兩個黨外」，不會是如乙所說的：「甲說我們中間有一個黨外。」（記住，甲是黨外，黨外不說謊。）
假設甲是黨內，則三人中只有一人是黨外，記住，黨內永遠只說謊話，因此甲不可能照實說「有一個黨外」，所以乙所云「甲說我們當中有一個黨外」一定是說謊話。
從以上分析來看，不管甲是黨內還是黨外，他都不可能說「有一個黨外」；也就是說，乙在撒謊。撒謊的是黨內，所以乙是黨內。
丙和乙不同黨，所以丙是黨外。
----------------------------
第三個故事 (解 答 1-3)
假定甲是黨內。記住，黨內永遠撒謊，因此甲所說的：「我們兩人中至少有一個是黨內」這句話必須是謊言。這句話是謊言，則「實情」必須是兩人中無黨內。此「實情」與原先的假設（甲是黨內）矛盾，因此我們知道原先的假設不成立。所以我們可以推論甲是黨外。
甲既然是黨外，則他所說的「我們兩人之中至少有一個是黨內」必須是實情。由此可知兩人中至少有一個黨內，而我們又已知道甲是黨外，因此乙一定是黨內。
-----------------------
第四個故事 (解 答 1-4)
首先，我們可以斷定甲是黨內；因為假如甲是黨外，則他所說「我們都是黨內」必須是實話，則甲同時又是黨外又是黨內，這是不可能的事。甲是黨內，則他所云「我們都是黨內」必是假的，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三人中至少一定有一個黨外。（三人行必有我師？）
接著，讓我們姑妄假設乙是黨內。如此則甲乙均為黨內。我們已知三人中至少有一黨外，所以丙必須是黨外。如此一來則三人中恰恰好只有一個黨外，正如乙所云：「三人中只有一個黨外，不多也不少。」乙在說實話—而我們先前又假設乙是黨內！這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我們知道原先的假設是錯誤的，乙不是黨內，是黨外。
到此為止，我們已經知道甲是黨內，乙是黨外。乙既然是黨外，則他所云「只有一個是黨外」一定是實情。這個黨外是乙，所以丙是黨內。
答案：甲是黨內，乙是黨外，丙是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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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故事 (解 答 1-5)
答案：我們無法判定乙是何方神聖，但是我們可以知道丙是黨外。
首先，如同上題所云，從甲所說的話可以推論：甲一定是黨內，三人中至少有一人是黨外。
現在讓我們暫且假設乙是黨外。則三人中只有一個黨內；這個黨內是甲，所以丙是黨外。
若假設乙是黨內，則因為三人中至少有一個黨外，所以丙一定是黨外。
因此，不論乙是黨內還是黨外，丙一定是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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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個故事 (解 答 1-6)
首先，甲不可能是黨外，否則他又是黨外又同時說「我是黨內」。所以我們知道甲是黨內。
甲既然是黨內，他一定撒謊。他的話中，上半句沒撒謊，因此下半句「乙不是黨內」一定是謊話。因此乙是黨內。
答案：甲乙均為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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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個故事 (解 答 1-7)
假設甲是黨外，則如他所云，乙必須是黨內。乙是黨內，則他所云「甲和丙是同黨」必然是謊言，所以甲和丙不同黨。我們前已假設甲是黨外，所以丙是黨內。
若我們假設甲是黨內，則他所說的「乙是黨內」必定是謊言，因此乙是黨外。乙是黨外，則他所云「甲和丙是同黨」是實情。因此丙和甲一樣是黨內。
由以上的推論可知，不論甲是黨內還是黨外，丙一定是黨內。因此丙是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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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個故事 (解 答 1-8)
這個問題大概除了按步就班，分析所有情況之外，無法回答。
第一種情況：甲是黨外，則乙和丙的確是同黨。若乙和丙均為黨外，則甲乙丙均為黨外，因此丙必須照實回答「是」。若乙和丙均為黨內，則甲乙不同黨，丙必須撒謊：「是」。
第二種情況：甲是黨內，則乙和丙必須和甲所云相反，是不同黨。若丙是黨外，則乙是黨內，甲乙同黨，因此身為黨外的丙必須照實回答「是」。若丙是黨內，則乙是黨外，甲乙不同黨，因此黨內的丙必須身不由己的撒謊「是」。
不論在何種情況，丙都會回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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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個故事 (解 答 1-9)
要解答這個問題，你必須要利用底下這項消息：我們的籌備人一聽到甲先生的話，立刻知道實情。
假如甲先生說「有」。我們這位籌備人有沒有辦法立刻知道這兩人中有沒有黨外呢？當然不能。因為如果甲是黨外，他會老老實實的說「有」，如果甲和乙都是黨內，甲會欺諞我們的籌備人說「有」。
因此，如果說「有」，我們的籌備人無法斷定「兩人裡面有沒有黨外」。我們已知籌備人能夠從甲的答案來做正確的判斷，因此甲的回答一定是「沒有」。
現在，你可以輕易地看出甲和乙是何種人了：假如甲是黨外，他無法胡說「沒有」，所以甲一定是黨內。甲既然是黨內，則他的話一定是謊言，因此兩人中一定至少有一位黨外。因此甲是黨內，乙是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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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個故事 (解 答 1-10)
兩個答案一定相同。兩人若都是黨外，兩人都必須實話實說「是」；若都是黨內，都會撒謊說「是」；若一個是黨內一個是黨外，黨外會照實說「不是」，黨內會撒謊說「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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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故事 (解 答 1-11)
寫了這麼多規規矩矩的邏輯遊戲後，我忍不住要玩一玩騙人的把戲。我給你的線索是：有位居民在樹下和籌備人閒聊胡扯，由此可知他是在和籌備人閒聊胡扯，由此可知他是在「胡扯」，因此他是黨內。所以他姓蘇。
(轉載自深耕雜誌‧第9期‧71年5月9日‧第34-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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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黨內，誰是黨外，誰是黨友？
黨外邏輯遊戲之二
蔡式淵 譯
還記不記得上次「黨外邏輯遊戲」提到的那個小島？
那個小島上只有兩種人，一種叫「黨外」，一種叫「黨內」。黨外永遠只說實話，絕不撒謊；黨內則永遠只說謊話，即使偶爾想說實話也身不由己。沒有第三種人，也沒有例外。
這次的故事發生在另外一個小島。
這次這個島上有三種人。一種叫「黨內」，一種叫「黨外」，另外一種叫「黨友」。
黨內只說謊話，黨外只說實話，而黨友則有時說謊話，有時說實話。
接下來就是「黨內、黨外、黨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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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故事 (2-1)
有一天，有三個人聚集在一起談話。這三人中，有一位是黨內，一位是黨外，一位是黨友。
甲先生說：「我是黨友。」
乙先生說：「你說的沒錯。」
丙先生說：「我不是黨友。」
請問：甲乙丙三人中，誰是黨內，誰是黨外，誰是黨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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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故事（黨內最低級） (2-2)
在這個島上，黨內、黨外、黨友的身分不同。黨外最高級，黨友屬中級，黨內最低級。
有兩個人在談話。這兩個人都可能是黨內、黨外、或黨友。
甲說：「我比乙低級。」
乙說：「沒那回事。」
請問：我們有沒有方法判定甲乙兩人是高級、中級、還是低級？我們有沒有方法斷定甲是說真話還是假話？乙是說真話還是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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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故事（黨內黨外通婚） (2-3)
這個島的當政者本來打算圍剿黨外，但是鑑於黨外人士抓也抓不完，越抓越多，有一天他突發奇想，推出和親政策，下令「從此黨外只准和黨內結婚，黨內只准和黨外結婚，黨友只准和黨友結婚。」
一百年後，這個島上所有每一對夫妻，要嗎兩個都是黨友，不然就是一個黨內一個黨外。（但是他們的基本個性完全沒變。黨外仍然只說實話；黨內仍然只說謊話；黨友仍然是時真時假。）底下三個故事都是發生在一百年後。
甲先生說：「我太太不是黨友。」
甲太太說：「我先生不是黨友。」
請問：甲先生、甲太太是黨內、黨外、還是黨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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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故事 (2-4)
假如甲先生說：「我太太是黨友。」
甲太太說：「我先生是黨友。」
請問：本題答案和上題是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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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故事 (2-5)
這個故事稍複雜一些。有兩對夫婦在談話。
甲先生說：「乙先生是黨外。」
甲太太說：「我先生說的沒錯；乙先生是黨外。」
乙太太說：「沒錯。我先生的確是黨外。」
請問：這四人是黨內、黨外、還是黨友？這三句話中何者為實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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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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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故事 (解 答 2-1)
首先，甲不可能是黨外，因為黨外不可能撒謊說他是黨友。所以，甲只可能是黨內或是黨友。
假設甲是黨友。則乙所言「你說的沒錯」是一句實話，因此乙必然是黨外或是黨友（請記住：黨友有時也會良心發現，說一些實話）。題目告訴我們甲乙丙三人只有一位是黨友，而我們已假設甲是黨友，所以乙不可能是黨友；乙是黨外。假如甲是黨友，乙是黨外，則丙必然是黨內。黨內不說實話，但丙所說的「我不是黨友」是一句實話，顯然矛盾。因此我們原先假設甲是黨友不成立。
甲既然不是黨外，又不是黨友，他必然是黨內。如此則乙的話是謊話，因此乙是黨友（甲是黨內，乙不能也是黨內）。丙是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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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故事（黨內最低級） (解 答 2-2)
首先，甲不可能是黨外，因為黨外不可能比任何人低。
假設甲是黨內，則他們所說的是謊話，因此他必須是比乙高級或與乙同級。我們已知黨內是最低級的，因此乙顯然與甲同樣是黨內。但是乙如果也是黨內，則他所說的話是實話，此與「黨內不說實話」的假設矛盾。因此原先假設甲是黨內不成立。甲必須是黨友。
乙是什麼呢？假設乙是黨外，則甲（黨友）的確比乙（黨外）低級，因此甲說的是實話，而乙說的是假話。乙不能同時又是黨外又撒謊。因此「乙是黨外」的假設不成立。
假如乙是黨內，則甲說的是謊話而乙說的是實話。乙不能又是黨內又說實話。
因此，乙是黨友。甲也是黨友。甲撒謊而乙說實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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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故事 (解 答 2-3)
甲先生不可能是黨內，因為如果他是黨內則他太太一定是黨外，而他所說的「我太太不是黨友」變成一句實話。黨內不會說實話。
同理，甲太太不可能是黨內。
一對夫妻，若沒有任何一位是黨內，則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位是黨外，因為黨內只准和黨外通婚。因此甲先生甲太太都是黨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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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故事 (解 答 2-4)
答案與前一題相同。為什麼？請你自己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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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故事 (解 答 2-5)
答案：四人都是黨友，而且他們所說的全部是謊話。
首先，乙太太一定是黨友。因為假如她是黨外則她先生是黨內，她不可能撒謊她先生是黨外。假如她是黨內，則她先生是黨外，她不可能照實說她先生是黨外。因此我們可以確定乙太太是黨友。
乙太太是黨友，則乙先生也是黨友。
乙先生既然是黨友，則甲先生甲太太都在撒謊。兩人都不可能是黨外，也都不可能是黨內。只有黨友夫妻才可能一起撒謊。
(轉載自深耕雜誌‧第11期‧71年6月10日‧第30-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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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要出來競選下屆立委？
黨外邏輯遊戲之三
蔡式淵 譯
明年底又要選立法委員了。雖然還有一年半，但有些打算競選的人已經開始佈置，有些在拉助選員、有些在籌錢、有些在剪報、有些在練演講、有些在拉攏地方上有力人士、有些在寫稿、有些在說服太太（或先生）讓他（她）出來競選。
大家最關心的是：誰要出來競選？
假如我們不仔細探討，我們似乎很難斷定誰會出來競選下屆立委。這有三個原因。第一：有些人三緘其口。第二：有些人欲語還休。第三：有些雜誌的頑皮編輯動不動就把一些不打算競選的人照片登在雜誌上，虛張聲勢，製造假像。
其實，要判斷誰會出來競選一點也不難，這些打算出來的人早都胸有成竹。我們只要問他（她）一些話，再做一些邏輯推論，就可以得到答案。不信的話，請看下面幾個故事。
（對了，我忘了在本文開頭時說明，上面所講的「誰要出來競選」並不是發生在台灣，而是發生在我們上次邏輯遊戲所提到的那個「黨內黨外島」。假如您已經忘記了那個小島，請容我在這裡簡單的提醒您。那個小島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黨內，一種是黨外。黨內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撒謊，從來不說實話。黨外永遠只說實話，不說謊話。島上沒有第三種人，也沒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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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故事 (3-1)
甲乙丙三人聚在一處。我們知道這三人中，只有一位黨外，其餘兩位是黨內。
我們同時知道只有那位黨外打算出來競選。
乙說了一句話。他說：「丙打算出來競選。」
請問：甲乙丙誰要出來競選下屆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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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故事 (3-2)
甲乙兩人。其中只有一位打算競選。
甲說：「我們之中打算競選的那位是黨外。」
乙說：「打算競選的那位是黨內。」
請問：甲乙兩人誰要出來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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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故事 (3-3)
有一天，有三個人聚在一起。這三個人，每人都可能是黨外，也都可能是黨內。我們雖然不知道誰是黨外，誰是黨內？但我們知道這三人中只有一個打算出來競選。（請不要忘記，這位候選人可能是黨外，也可能是黨內。）
這三人各說了一句話。
甲說：「丙打算出來競選。」
乙說：「我不打算出來競選。」
丙說：「我們三人之中至少有兩人是黨內。」
請問：第一：這位打算出來競選的人是黨內還是黨外？第二：假如你必須在這三人之中挑選一個出來擔任選舉督察委員，而此人當然不可以是打算競選的人，請問你要挑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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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故事 (3-4)
甲乙丙三人。其中只有一人打算出來競選。
甲說：「我打算競選。」
乙說：「我要競選。」
丙說：「我們三人之中頂多只有一人是黨外。」
請問：甲乙丙誰是黨內，誰是黨外？誰要出來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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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故事 (3-5)
甲乙丙三人，其中至少有一位要出來競選立委。並且這三人中，沒有任何一人同時又是黨外又打算競選。
甲說：「我們三人之中，至少有一位是黨外。」
乙說：「我們三人之中，至少有一位是黨內。」
請問：誰要出來競選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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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個故事 (3-6)
甲乙丙三人，其中只有一人打算競選。我們已知這位打算競選的人是黨外。
甲說：「我們三人之中，至少一人是黨內。」
乙說：「丙是黨外。」
請問：誰要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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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個故事 (3-7)
甲乙丙三人，其中只有一人打算競選，並且此人是黨外。
甲說：「我們三人之中，至少有一人是黨內。」
乙說：「丙打算出來競選立委。」
請問：誰要出來競選下屆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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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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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故事 (解 答 3-1)
假如乙是黨外，則他所言必定是實話，也就是說，丙會出來競選。我們已知要出來競選者是黨外。因此丙是黨外。乙丙均為黨外，此與所知條件(只有一位黨外)不合。
因此，乙是黨內。他所言「丙打算出來競選」是假的消息。乙丙均不競選，要競選的是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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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故事 (解 答 3-2)
答案：甲要出來競選。
假使乙是黨內，則他所言是謊話，也就是說，要競選的是甲（黨外）。
假使乙是黨外，則他所言屬實，要競選的是黨內（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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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故事 (解 答 3-3)
丙可能是黨內，也可能是黨外。
假設丙是黨外，則三人中的確有兩位黨內。也就是說，甲乙均為黨內，兩人的話均不可靠。如此則乙打算出來競選。因此，假使丙是黨外，打算出來競選的是黨內（乙）。
假設丙是黨內，則其所言不實，三人中不可能至少有兩人是黨內。至多只有一人。我們已假設丙是黨內，因此甲乙均為黨外。根據甲所云，要出來競選的是丙（黨內）。
由上可知，不論丙是黨外，還是黨內，這位打算出來競選的人總是黨內（雖然兩種情況下要出來競選的人不同）。第一個問題的答案：黨內。
我們已證明要競選的人可能是乙，也可能是丙，因此假如你要選一位絕對不會出來競選的人當督察員，選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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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故事 (解 答 3-4)
第一步：我們要用歸謬法證明丙是黨外。
假設丙是黨內，則三人之中至少有兩位黨外。我們已假設丙是黨內，因此甲乙兩人均為黨外，兩人都說要參加競選，此與已知條件不合（只有一人參選），顯然謬誤。
因此，丙是黨外。三人之中的確頂多只有一人是黨外。甲乙均為黨內。甲乙所言均不實。要出來競選的是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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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故事 (解 答 3-5)
乙不可能是黨內，因為假如乙是黨內，則其所言「至少有一位黨內」不實，也就是說三人之中沒有黨內。此與原先假設（乙是黨內）不符。
因此，乙是黨外，三人中至少有一位是黨內，此黨內人士不可能是甲，因為他說的是實話。
答案：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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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個故事 (解 答 3-6)
甲不可能是黨內，理由同前一題。
甲是黨外，三人中至少有一個黨內。
假設乙是黨外，則丙也是黨外，此與「三人中至少有一黨內」不符。因此乙是黨內，丙也是黨內，只有甲是黨外，只有甲符合已知條件（打算競選的是黨外）。
答案：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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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個故事 (解 答 3-7)
甲一定是黨外，理由同前面兩題。三人之中，至少有一位黨內。
假設乙是黨外，則丙的確打算競選。已知要競選者是黨外，因此丙也是黨外。甲乙丙均為黨外，此與「三人之中至少有一位黨內」不符。
乙是黨內，丙不打算競選。只剩甲一人符合條件。
答案：甲要出來競選下屆立委。
(轉載自深耕雜誌‧第12期‧71年6月25日‧第42、55-56頁)
誰是黨內，誰是黨外？
黨外的邏輯遊戲之一
蔡式淵 譯
我們相信「黨內」、「黨外」都看「深耕」雜誌。而「黨外」觀念清楚，推論有效，因此不怕「混淆視聽」；但「黨內」則觀念混亂，顛三倒四，因此很怕「視聽混淆」。基於上述的假設，我們刊出此文，一方面讓「黨外」消遣，一方面讓「黨內」頭痛。
--- 編者(林世煜)
據說這世界上有一個島，島上的居民只有兩種。
第一種人叫做「黨外」，黨外永遠只說實話；第二種人叫作「黨內」，黨內永遠只說謊話。沒有第三種人，也沒有例外。
接下來的故事，全部發生在這個島上。每個故事都是邏輯遊戲的題目。當你聽完每個故事之後，我們要問你：「誰是黨外？誰是黨內？」每個故事都請你用最嚴謹的推理來解答。
第一個故事 (1-1)
有一天，有三個居民聚集在一棵榕樹下談話。一個剛從外地來的「黨外黨」籌備人看到他們，覺得這是一個登記黨籍的最好機會，就立刻走了過來，問甲先生道：「你是黨內還是黨外？」甲先生立刻回答，但是籌備人聽不懂甲先生的腔調，於是就轉問乙先生：「甲先生說什麼？」乙先生回答道：「甲先生說他是黨內。」此時，丙先生搶著說：「不要相信乙先生的話，他在撒謊！」
請問：乙先生是黨內還是黨外？丙先生是黨內還是黨外？
請你用最嚴謹的推理回答這個問題，然後再核對後面所附的答案。沒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不要讀下一個故事。
----------------------------------
第二個故事 (1-2)
在第一個故事中，丙先生還沒有開口之前，我們就可以斷定乙先生是在撒謊（見解說）。第二個故事則必須等丙先生說完之後，我們才能下判斷。
第二個故事如下：有三個居民在榕樹下納涼。「黨外黨」籌備人走了過來，問甲道：「你們三個裡面有幾個是黨外？」甲先生回答了，但是籌備人聽不懂他的腔調，就轉問乙：「甲說什麼？」乙回答道：「甲說我們中間有一個黨外。」丙插口道：「不要相信乙的話，他在撒謊！」
請問：在這個故事中，乙是黨內還是黨外？丙是黨內還是黨外？
----------------------------------
第三個故事 (1-3)
在這個故事裡，只有甲和乙兩位先生在榕樹下納涼，甲先生說：「我們兩人之中至少有一個黨內。」
請問:甲是黨內還是黨外？乙是黨內還是黨外？
-----------------------------------
第四個故事 (1-4)
三個人在納涼。甲說：「我們都是黨內。」乙說：「我們三人中只有一個黨外，不多也不少。」
請問：甲、乙、丙三人誰是黨內？誰是黨外？
---------------------------------
第五個故事 (1-5)
三個人在納涼。甲說：「我們都是黨內。」乙說：「我們三人中有一個黨內，不多也不少。」
請問：我們從這個故事中，有沒有辦法判定乙是黨內還是黨外？有沒有辦法判定丙是黨內還是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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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個故事 (1-6)
甲說：「我是黨內，乙不是黨內。」
請問：甲是黨內還是黨外？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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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個故事 (1-7)
三個人在納涼。甲說：「乙是黨內。」乙說：「甲和丙是同黨的。」（『同黨』指同樣是黨內或是黨外。）
請問：丙是黨內還是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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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個故事 (1-8)
三個人在納涼。甲說：「乙和丙是同一個黨的。」黨外黨籌備人問丙：「甲和乙是不是同一黨的？」
請問：丙會怎麼回答？
---------------------------------
第九個故事 (1-9)
有一天，我們這位「黨外黨」籌備人又到各地奔波，吸收新血。他在一棵樹下遇到兩人在閒聊，他問甲先生道：「你們兩人裡面有沒有黨外的？」
甲先生回答了，而我們這位聰明的籌備人一聽到甲先生的話，他立刻知道實際上是「有」不是「沒有」。
請問：甲先生是黨內還是黨外？乙先生呢？
（我保證在這一題中我給你的消息足夠解答這個問題。）
----------------------------------
第十個故事 (1-10)
有一天，我們這位可敬的籌備人遇到兩位居民在樹下胡扯淡。他問甲「乙是不是黨外」，他得到一個（「是」或「不是」的）答案。他接著問乙「甲是不是黨外」，又得到一個（「是」或「不是」的）答案。
請問：這兩個答案是不是一定相同？
-----------------------------
最後一個故事 (1-11)
有一天，有一位居民在樹下和籌備人閒聊胡扯。這位籌備人不記得這位居民是姓「蘇」還是「朱」，但是知道一定是其中之一。於是籌備人問他：「您貴姓？」這位居民回答：「敝姓朱。」
請問：這位居民姓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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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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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故事 (解 答 1-1)
不論是黨內或是黨外都不可能說：「我是黨內」，因為如果是黨外人士說他是黨內，則他就是撒謊，而我們前面已經說過黨外人士永遠不撒謊，所以他不可能說「我是黨內」；如果黨內人士說他是黨內，則他是在說實話，但是我們前面已說過，黨內人士永遠只說謊話，所以黨內也不可能說：「我是黨內。」
因此，我們可以斷定甲先生不可能說他是黨內；也就是說，乙先生所云「甲先生說他是黨內」是一句謊話。所以，乙先生是黨內。
丙先生說「乙先生在撒謊」，而乙先生的確是在撒謊，所以丙先生是在說實話。也就是說，丙先生是黨外。
答案：乙是黨內，丙是黨外，（我們無法斷定甲先生是何種人物）。
---------------------------
第二個故事 (解 答 1-2)
答案與第一個故事相同，但是推理過程不同。
首先我們要注意：乙和丙兩人的話相互矛盾，因此兩人必有一人是黨內，一人是黨外。
現在讓我們分兩方面來談：
假定甲是黨外，則這三人中總共有兩個黨外。因此甲的回答一定是「有兩個黨外」，不會是如乙所說的：「甲說我們中間有一個黨外。」（記住，甲是黨外，黨外不說謊。）
假設甲是黨內，則三人中只有一人是黨外，記住，黨內永遠只說謊話，因此甲不可能照實說「有一個黨外」，所以乙所云「甲說我們當中有一個黨外」一定是說謊話。
從以上分析來看，不管甲是黨內還是黨外，他都不可能說「有一個黨外」；也就是說，乙在撒謊。撒謊的是黨內，所以乙是黨內。
丙和乙不同黨，所以丙是黨外。
----------------------------
第三個故事 (解 答 1-3)
假定甲是黨內。記住，黨內永遠撒謊，因此甲所說的：「我們兩人中至少有一個是黨內」這句話必須是謊言。這句話是謊言，則「實情」必須是兩人中無黨內。此「實情」與原先的假設（甲是黨內）矛盾，因此我們知道原先的假設不成立。所以我們可以推論甲是黨外。
甲既然是黨外，則他所說的「我們兩人之中至少有一個是黨內」必須是實情。由此可知兩人中至少有一個黨內，而我們又已知道甲是黨外，因此乙一定是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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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故事 (解 答 1-4)
首先，我們可以斷定甲是黨內；因為假如甲是黨外，則他所說「我們都是黨內」必須是實話，則甲同時又是黨外又是黨內，這是不可能的事。甲是黨內，則他所云「我們都是黨內」必是假的，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三人中至少一定有一個黨外。（三人行必有我師？）
接著，讓我們姑妄假設乙是黨內。如此則甲乙均為黨內。我們已知三人中至少有一黨外，所以丙必須是黨外。如此一來則三人中恰恰好只有一個黨外，正如乙所云：「三人中只有一個黨外，不多也不少。」乙在說實話—而我們先前又假設乙是黨內！這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我們知道原先的假設是錯誤的，乙不是黨內，是黨外。
到此為止，我們已經知道甲是黨內，乙是黨外。乙既然是黨外，則他所云「只有一個是黨外」一定是實情。這個黨外是乙，所以丙是黨內。
答案：甲是黨內，乙是黨外，丙是黨內。
-----------------------------
第五個故事 (解 答 1-5)
答案：我們無法判定乙是何方神聖，但是我們可以知道丙是黨外。
首先，如同上題所云，從甲所說的話可以推論：甲一定是黨內，三人中至少有一人是黨外。
現在讓我們暫且假設乙是黨外。則三人中只有一個黨內；這個黨內是甲，所以丙是黨外。
若假設乙是黨內，則因為三人中至少有一個黨外，所以丙一定是黨外。
因此，不論乙是黨內還是黨外，丙一定是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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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個故事 (解 答 1-6)
首先，甲不可能是黨外，否則他又是黨外又同時說「我是黨內」。所以我們知道甲是黨內。
甲既然是黨內，他一定撒謊。他的話中，上半句沒撒謊，因此下半句「乙不是黨內」一定是謊話。因此乙是黨內。
答案：甲乙均為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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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個故事 (解 答 1-7)
假設甲是黨外，則如他所云，乙必須是黨內。乙是黨內，則他所云「甲和丙是同黨」必然是謊言，所以甲和丙不同黨。我們前已假設甲是黨外，所以丙是黨內。
若我們假設甲是黨內，則他所說的「乙是黨內」必定是謊言，因此乙是黨外。乙是黨外，則他所云「甲和丙是同黨」是實情。因此丙和甲一樣是黨內。
由以上的推論可知，不論甲是黨內還是黨外，丙一定是黨內。因此丙是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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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個故事 (解 答 1-8)
這個問題大概除了按步就班，分析所有情況之外，無法回答。
第一種情況：甲是黨外，則乙和丙的確是同黨。若乙和丙均為黨外，則甲乙丙均為黨外，因此丙必須照實回答「是」。若乙和丙均為黨內，則甲乙不同黨，丙必須撒謊：「是」。
第二種情況：甲是黨內，則乙和丙必須和甲所云相反，是不同黨。若丙是黨外，則乙是黨內，甲乙同黨，因此身為黨外的丙必須照實回答「是」。若丙是黨內，則乙是黨外，甲乙不同黨，因此黨內的丙必須身不由己的撒謊「是」。
不論在何種情況，丙都會回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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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個故事 (解 答 1-9)
要解答這個問題，你必須要利用底下這項消息：我們的籌備人一聽到甲先生的話，立刻知道實情。
假如甲先生說「有」。我們這位籌備人有沒有辦法立刻知道這兩人中有沒有黨外呢？當然不能。因為如果甲是黨外，他會老老實實的說「有」，如果甲和乙都是黨內，甲會欺諞我們的籌備人說「有」。
因此，如果說「有」，我們的籌備人無法斷定「兩人裡面有沒有黨外」。我們已知籌備人能夠從甲的答案來做正確的判斷，因此甲的回答一定是「沒有」。
現在，你可以輕易地看出甲和乙是何種人了：假如甲是黨外，他無法胡說「沒有」，所以甲一定是黨內。甲既然是黨內，則他的話一定是謊言，因此兩人中一定至少有一位黨外。因此甲是黨內，乙是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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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個故事 (解 答 1-10)
兩個答案一定相同。兩人若都是黨外，兩人都必須實話實說「是」；若都是黨內，都會撒謊說「是」；若一個是黨內一個是黨外，黨外會照實說「不是」，黨內會撒謊說「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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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故事 (解 答 1-11)
寫了這麼多規規矩矩的邏輯遊戲後，我忍不住要玩一玩騙人的把戲。我給你的線索是：有位居民在樹下和籌備人閒聊胡扯，由此可知他是在和籌備人閒聊胡扯，由此可知他是在「胡扯」，因此他是黨內。所以他姓蘇。
(轉載自深耕雜誌‧第9期‧71年5月9日‧第34-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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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黨內，誰是黨外，誰是黨友？
黨外邏輯遊戲之二
蔡式淵 譯
還記不記得上次「黨外邏輯遊戲」提到的那個小島？
那個小島上只有兩種人，一種叫「黨外」，一種叫「黨內」。黨外永遠只說實話，絕不撒謊；黨內則永遠只說謊話，即使偶爾想說實話也身不由己。沒有第三種人，也沒有例外。
這次的故事發生在另外一個小島。
這次這個島上有三種人。一種叫「黨內」，一種叫「黨外」，另外一種叫「黨友」。
黨內只說謊話，黨外只說實話，而黨友則有時說謊話，有時說實話。
接下來就是「黨內、黨外、黨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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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故事 (2-1)
有一天，有三個人聚集在一起談話。這三人中，有一位是黨內，一位是黨外，一位是黨友。
甲先生說：「我是黨友。」
乙先生說：「你說的沒錯。」
丙先生說：「我不是黨友。」
請問：甲乙丙三人中，誰是黨內，誰是黨外，誰是黨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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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故事（黨內最低級） (2-2)
在這個島上，黨內、黨外、黨友的身分不同。黨外最高級，黨友屬中級，黨內最低級。
有兩個人在談話。這兩個人都可能是黨內、黨外、或黨友。
甲說：「我比乙低級。」
乙說：「沒那回事。」
請問：我們有沒有方法判定甲乙兩人是高級、中級、還是低級？我們有沒有方法斷定甲是說真話還是假話？乙是說真話還是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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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故事（黨內黨外通婚） (2-3)
這個島的當政者本來打算圍剿黨外，但是鑑於黨外人士抓也抓不完，越抓越多，有一天他突發奇想，推出和親政策，下令「從此黨外只准和黨內結婚，黨內只准和黨外結婚，黨友只准和黨友結婚。」
一百年後，這個島上所有每一對夫妻，要嗎兩個都是黨友，不然就是一個黨內一個黨外。（但是他們的基本個性完全沒變。黨外仍然只說實話；黨內仍然只說謊話；黨友仍然是時真時假。）底下三個故事都是發生在一百年後。
甲先生說：「我太太不是黨友。」
甲太太說：「我先生不是黨友。」
請問：甲先生、甲太太是黨內、黨外、還是黨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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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故事 (2-4)
假如甲先生說：「我太太是黨友。」
甲太太說：「我先生是黨友。」
請問：本題答案和上題是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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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故事 (2-5)
這個故事稍複雜一些。有兩對夫婦在談話。
甲先生說：「乙先生是黨外。」
甲太太說：「我先生說的沒錯；乙先生是黨外。」
乙太太說：「沒錯。我先生的確是黨外。」
請問：這四人是黨內、黨外、還是黨友？這三句話中何者為實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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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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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故事 (解 答 2-1)
首先，甲不可能是黨外，因為黨外不可能撒謊說他是黨友。所以，甲只可能是黨內或是黨友。
假設甲是黨友。則乙所言「你說的沒錯」是一句實話，因此乙必然是黨外或是黨友（請記住：黨友有時也會良心發現，說一些實話）。題目告訴我們甲乙丙三人只有一位是黨友，而我們已假設甲是黨友，所以乙不可能是黨友；乙是黨外。假如甲是黨友，乙是黨外，則丙必然是黨內。黨內不說實話，但丙所說的「我不是黨友」是一句實話，顯然矛盾。因此我們原先假設甲是黨友不成立。
甲既然不是黨外，又不是黨友，他必然是黨內。如此則乙的話是謊話，因此乙是黨友（甲是黨內，乙不能也是黨內）。丙是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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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故事（黨內最低級） (解 答 2-2)
首先，甲不可能是黨外，因為黨外不可能比任何人低。
假設甲是黨內，則他們所說的是謊話，因此他必須是比乙高級或與乙同級。我們已知黨內是最低級的，因此乙顯然與甲同樣是黨內。但是乙如果也是黨內，則他所說的話是實話，此與「黨內不說實話」的假設矛盾。因此原先假設甲是黨內不成立。甲必須是黨友。
乙是什麼呢？假設乙是黨外，則甲（黨友）的確比乙（黨外）低級，因此甲說的是實話，而乙說的是假話。乙不能同時又是黨外又撒謊。因此「乙是黨外」的假設不成立。
假如乙是黨內，則甲說的是謊話而乙說的是實話。乙不能又是黨內又說實話。
因此，乙是黨友。甲也是黨友。甲撒謊而乙說實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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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故事 (解 答 2-3)
甲先生不可能是黨內，因為如果他是黨內則他太太一定是黨外，而他所說的「我太太不是黨友」變成一句實話。黨內不會說實話。
同理，甲太太不可能是黨內。
一對夫妻，若沒有任何一位是黨內，則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位是黨外，因為黨內只准和黨外通婚。因此甲先生甲太太都是黨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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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故事 (解 答 2-4)
答案與前一題相同。為什麼？請你自己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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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故事 (解 答 2-5)
答案：四人都是黨友，而且他們所說的全部是謊話。
首先，乙太太一定是黨友。因為假如她是黨外則她先生是黨內，她不可能撒謊她先生是黨外。假如她是黨內，則她先生是黨外，她不可能照實說她先生是黨外。因此我們可以確定乙太太是黨友。
乙太太是黨友，則乙先生也是黨友。
乙先生既然是黨友，則甲先生甲太太都在撒謊。兩人都不可能是黨外，也都不可能是黨內。只有黨友夫妻才可能一起撒謊。
(轉載自深耕雜誌‧第11期‧71年6月10日‧第30-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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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要出來競選下屆立委？
黨外邏輯遊戲之三
蔡式淵 譯
明年底又要選立法委員了。雖然還有一年半，但有些打算競選的人已經開始佈置，有些在拉助選員、有些在籌錢、有些在剪報、有些在練演講、有些在拉攏地方上有力人士、有些在寫稿、有些在說服太太（或先生）讓他（她）出來競選。
大家最關心的是：誰要出來競選？
假如我們不仔細探討，我們似乎很難斷定誰會出來競選下屆立委。這有三個原因。第一：有些人三緘其口。第二：有些人欲語還休。第三：有些雜誌的頑皮編輯動不動就把一些不打算競選的人照片登在雜誌上，虛張聲勢，製造假像。
其實，要判斷誰會出來競選一點也不難，這些打算出來的人早都胸有成竹。我們只要問他（她）一些話，再做一些邏輯推論，就可以得到答案。不信的話，請看下面幾個故事。
（對了，我忘了在本文開頭時說明，上面所講的「誰要出來競選」並不是發生在台灣，而是發生在我們上次邏輯遊戲所提到的那個「黨內黨外島」。假如您已經忘記了那個小島，請容我在這裡簡單的提醒您。那個小島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黨內，一種是黨外。黨內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撒謊，從來不說實話。黨外永遠只說實話，不說謊話。島上沒有第三種人，也沒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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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故事 (3-1)
甲乙丙三人聚在一處。我們知道這三人中，只有一位黨外，其餘兩位是黨內。
我們同時知道只有那位黨外打算出來競選。
乙說了一句話。他說：「丙打算出來競選。」
請問：甲乙丙誰要出來競選下屆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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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故事 (3-2)
甲乙兩人。其中只有一位打算競選。
甲說：「我們之中打算競選的那位是黨外。」
乙說：「打算競選的那位是黨內。」
請問：甲乙兩人誰要出來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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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故事 (3-3)
有一天，有三個人聚在一起。這三個人，每人都可能是黨外，也都可能是黨內。我們雖然不知道誰是黨外，誰是黨內？但我們知道這三人中只有一個打算出來競選。（請不要忘記，這位候選人可能是黨外，也可能是黨內。）
這三人各說了一句話。
甲說：「丙打算出來競選。」
乙說：「我不打算出來競選。」
丙說：「我們三人之中至少有兩人是黨內。」
請問：第一：這位打算出來競選的人是黨內還是黨外？第二：假如你必須在這三人之中挑選一個出來擔任選舉督察委員，而此人當然不可以是打算競選的人，請問你要挑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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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故事 (3-4)
甲乙丙三人。其中只有一人打算出來競選。
甲說：「我打算競選。」
乙說：「我要競選。」
丙說：「我們三人之中頂多只有一人是黨外。」
請問：甲乙丙誰是黨內，誰是黨外？誰要出來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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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故事 (3-5)
甲乙丙三人，其中至少有一位要出來競選立委。並且這三人中，沒有任何一人同時又是黨外又打算競選。
甲說：「我們三人之中，至少有一位是黨外。」
乙說：「我們三人之中，至少有一位是黨內。」
請問：誰要出來競選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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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個故事 (3-6)
甲乙丙三人，其中只有一人打算競選。我們已知這位打算競選的人是黨外。
甲說：「我們三人之中，至少一人是黨內。」
乙說：「丙是黨外。」
請問：誰要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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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個故事 (3-7)
甲乙丙三人，其中只有一人打算競選，並且此人是黨外。
甲說：「我們三人之中，至少有一人是黨內。」
乙說：「丙打算出來競選立委。」
請問：誰要出來競選下屆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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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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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故事 (解 答 3-1)
假如乙是黨外，則他所言必定是實話，也就是說，丙會出來競選。我們已知要出來競選者是黨外。因此丙是黨外。乙丙均為黨外，此與所知條件(只有一位黨外)不合。
因此，乙是黨內。他所言「丙打算出來競選」是假的消息。乙丙均不競選，要競選的是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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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故事 (解 答 3-2)
答案：甲要出來競選。
假使乙是黨內，則他所言是謊話，也就是說，要競選的是甲（黨外）。
假使乙是黨外，則他所言屬實，要競選的是黨內（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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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故事 (解 答 3-3)
丙可能是黨內，也可能是黨外。
假設丙是黨外，則三人中的確有兩位黨內。也就是說，甲乙均為黨內，兩人的話均不可靠。如此則乙打算出來競選。因此，假使丙是黨外，打算出來競選的是黨內（乙）。
假設丙是黨內，則其所言不實，三人中不可能至少有兩人是黨內。至多只有一人。我們已假設丙是黨內，因此甲乙均為黨外。根據甲所云，要出來競選的是丙（黨內）。
由上可知，不論丙是黨外，還是黨內，這位打算出來競選的人總是黨內（雖然兩種情況下要出來競選的人不同）。第一個問題的答案：黨內。
我們已證明要競選的人可能是乙，也可能是丙，因此假如你要選一位絕對不會出來競選的人當督察員，選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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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故事 (解 答 3-4)
第一步：我們要用歸謬法證明丙是黨外。
假設丙是黨內，則三人之中至少有兩位黨外。我們已假設丙是黨內，因此甲乙兩人均為黨外，兩人都說要參加競選，此與已知條件不合（只有一人參選），顯然謬誤。
因此，丙是黨外。三人之中的確頂多只有一人是黨外。甲乙均為黨內。甲乙所言均不實。要出來競選的是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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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故事 (解 答 3-5)
乙不可能是黨內，因為假如乙是黨內，則其所言「至少有一位黨內」不實，也就是說三人之中沒有黨內。此與原先假設（乙是黨內）不符。
因此，乙是黨外，三人中至少有一位是黨內，此黨內人士不可能是甲，因為他說的是實話。
答案：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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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個故事 (解 答 3-6)
甲不可能是黨內，理由同前一題。
甲是黨外，三人中至少有一個黨內。
假設乙是黨外，則丙也是黨外，此與「三人中至少有一黨內」不符。因此乙是黨內，丙也是黨內，只有甲是黨外，只有甲符合已知條件（打算競選的是黨外）。
答案：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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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個故事 (解 答 3-7)
甲一定是黨外，理由同前面兩題。三人之中，至少有一位黨內。
假設乙是黨外，則丙的確打算競選。已知要競選者是黨外，因此丙也是黨外。甲乙丙均為黨外，此與「三人之中至少有一位黨內」不符。
乙是黨內，丙不打算競選。只剩甲一人符合條件。
答案：甲要出來競選下屆立委。
(轉載自深耕雜誌‧第12期‧71年6月25日‧第42、55-56頁)
2008年12月17日 星期三
<轉貼>有 關 香 蕉 與 咖 啡 的 二 三 事
有 關 香 蕉 與 咖 啡 的 二 三 事
※ 施 鵬 翔
香 蕉
1999 年 著 名 的 《 New Internationalist 》 （ NI ） 雜 誌 做 了 一 個 關 於 香 蕉 的 專 題 。 NI 的 記 者 親 身 去 到 中 、 南 美 洲 的 香 蕉 種 植 場 採 訪 ， 訪 問 了 危 地 馬 拉 的 香 蕉 農 民 ， 才 知 道 他 們 根 本 不 會 吃 香 蕉 。 「 在 這 裡 的 人 不 會 吃 自 己 親 手 收 割 的 水 果 。 為 什 麼 ？ 我 想 我 們 比 其 他 人 更 清 楚 。 」
「 更 清 楚 」 什 麼 ？
香 蕉 從 何 而 來 ？
大 部 份 中 、 南 美 洲 的 香 蕉 種 植 場 都 由 美 國 的 跨 國 公 司 擁 有 ， 典 型 的 種 植 場 像 極 了 有 毒 的 血 汗 工 廠 。 與 其 他 大 規 模 的 單 一 品 種 種 植 一 樣 ， 香 蕉 種 植 場 大 量 使 用 化 學 物 料 ， 為 農 民 和 環 境 帶 來 極 大 的 災 害 。 在 種 植 場 工 作 的 農 民 長 年 累 月 接 觸 有 毒 的 農 藥 ， 有 毒 物 質 更 滲 進 泥 土 和 食 水 ， 影 響 環 境 和 健 康 。 農 民 付 出 了 血 汗 甚 至 生 命 危 險 ， 換 來 的 只 是 極 為 低 廉 的 薪 金 ， 例 如 危 地 馬 拉 的 香 蕉 農 民 時 薪 只 有 $0.63 美 元 ， 一 個 星 期 的 人 工 大 概 是 $28 美 元 。
不 平 等 的 香 蕉 貿 易
1870 年 ， 英 國 的 貝 加 船 長 （ Captain Lorenzo Dow Baker ） 來 到 了 牙 買 加 ， 初 次 認 識 香 蕉 這 種 熱 帶 水 果 。 他 以 一 英 鎊 的 價 錢 買 了 160 束 香 蕉 ， 到 了 美 國 後 以 兩 美 元 一 束 的 價 錢 買 出 。 香 蕉 貿 易 可 以 謀 取 暴 利 的 消 息 不 逕 而 走 ， 自 此 大 量 的 香 蕉 從 古 巴 、 多 明 尼 加 、 牙 買 加 等 國 家 運 到 美 國 。
1899 年 ， 聯 合 水 果 公 司 （ United Fruit Company ） 在 美 國 成 立 ， 它 在 以 後 的 一 個 多 世 紀 壟 斷 美 洲 以 至 全 球 的 香 蕉 貿 易 ， 並 進 而 影 響 中 、 南 美 洲 的 政 治 和 經 濟 局 面 ， 被 稱 為 「 沒 有 皇 冠 的 中 美 洲 國 王 」 。
1958 年 ， 美 國 有 愈 來 愈 多 的 批 評 指 聯 合 水 果 公 司 操 縱 了 政 府 的 外 交 政 策 ， 政 府 於 是 利 用 反 壟 斷 法 將 聯 合 水 果 公 司 一 分 為 三 ： Chiquita Brands, Dole Food 和 Del Monte Fresh Produce。 不 過 ， 這 只 是 令 香 蕉 貿 易 由 一 間 公 司 獨 大 變 成 三 間 公 司 壟 斷 的 局 面 ： 它 們 控 制 了 現 時 全 球 香 蕉 出 口 的 三 分 二 。
香 蕉 戰 爭
在 二 次 大 戰 後 ， 英 國 的 殖 民 地 逐 漸 變 成 獨 立 的 國 家 ， 為 了 維 持 在 前 殖 民 地 的 影 響 力 ， 英 國 遂 於 1975 年 與 42 個 非 洲 、 加 勒 比 海 和 亞 洲 的 國 家 簽 訂 Lome Convention ， 給 予 這 些 前 英 國 殖 民 地 貿 易 上 的 優 惠 。
協 議 所 提 供 的 貿 易 優 惠 ， 確 實 令 不 少 進 行 小 規 模 生 產 的 加 勒 比 海 農 民 能 夠 在 三 大 公 司 的 競 爭 下 生 存 。 可 是 ， 隨 著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於 1995 年 成 立 ， 加 勒 比 海 農 民 面 臨 一 場 改 變 他 們 命 運 的 「 香 蕉 戰 爭 」 ? 1996 年 ， 美 國 政 府 代 表 Chiquita 在 世 貿 控 告 歐 盟 ， 指 Lome Convention 對 加 勒 比 海 香 蕉 進 口 的 優 惠 違 反 自 由 貿 易 。 結 果 ， 世 貿 裁 定 美 國 勝 訴 。 歐 盟 必 須 撤 銷 有 關 政 策 ， 否 則 就 要 面 對 巨 大 的 貿 易 制 裁 。 據 估 計 ， 由 於 香 蕉 生 產 對 加 勒 比 海 國 家 經 濟 的 重 要 性 ， 歐 盟 一 旦 撤 回 有 關 政 策 之 後 ， 會 令 到 二 十 萬 農 民 生 計 成 問 題 。
假 設 你 在 百 佳 超 級 市 場 買 了 一 梳 價 值 $10 的 香 蕉 ， 當 中 ：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香 蕉 農 民 只 得 到 $0.50；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得 益 不 過 是 $0.90 ， 發 達 國 家 的 收 益 卻 有 $9.10 ， 雖 然 香 蕉 不 是 它 們 種 的 ；
香 港 的 發 行 商 及 百 佳 獲 利 最 多 ， 達 $3.4！
咖 啡
你 可 曾 想 過 ， 每 日 清 晨 的 那 杯 咖 啡 ， 是 從 那 裡 來 的 ？ 背 後 又 有 什 麼 故 事 ？
咖 啡 的 歷 史
咖 啡 據 說 是 12 世 紀 的 時 候 在 埃 塞 俄 比 亞 被 發 現 的 ， 那 時 候 從 事 貿 易 的 商 人 將 咖 啡 帶 到 阿 拉 伯 地 區 ， 開 始 流 行 起 來 。 在 17 世 紀 ， 阿 拉 伯 地 區 變 成 為 歐 洲 的 殖 民 地 ， 咖 啡 因 此 流 入 歐 洲 ， 並 變 成 日 常 的 飲 料 之 一 。 由 於 歐 洲 人 熱 愛 咖 啡 ， 因 此 強 迫 它 們 在 南 美 洲 、 非 洲 和 亞 洲 的 殖 民 地 大 量 種 植 咖 啡 ， 然 後 以 低 廉 的 價 錢 出 口 到 歐 洲 。
現 在 與 過 去
現 代 的 咖 啡 生 產 與 貿 易 延 續 著 殖 民 地 時 代 的 剝 削 。 咖 啡 是 世 界 上 貿 易 得 最 多 的 產 品 之 一 ， 因 為 它 絕 大 部 份 在 發 展 中 國 家 種 植 ， 但 咖 啡 的 市 場 卻 主 要 在 發 達 國 家 。 以 往 咖 啡 的 價 錢 由 殖 民 地 國 家 決 定 ， 現 在 的 價 錢 則 在 紐 約 的 「 咖 啡 、 糖 、 可 可 交 易 市 場 」 被 西 方 的 企 業 和 投 機 商 人 所 決 定 。 以 往 第 三 世 界 農 民 被 殖 民 者 強 迫 大 量 種 植 咖 啡 ， 今 天 發 達 國 家 透 過 種 種 機 制 和 手 段 去 強 迫 發 展 中 國 家 實 行 「 出 口 導 向 」 的 經 濟 政 策 ， 農 民 被 迫 繼 續 種 植 出 口 的 農 作 物 。 以 往 殖 民 者 及 它 們 的 企 業 透 過 咖 啡 貿 易 吸 取 第 三 世 界 人 民 的 血 汗 ， 今 天 的 跨 國 企 業 壟 斷 咖 啡 貿 易 ， 並 從 中 謀 取 暴 利 。
咖 啡 與 環 境
以 往 咖 啡 種 植 都 是 很 小 規 模 的 ， 而 且 大 都 是 在 樹 蔭 下 種 植 ， 利 用 樹 林 的 生 態 系 統 提 供 咖 啡 生 長 的 要 素 。 種 植 咖 啡 的 樹 林 更 是 鳥 類 棲 息 的 主 要 地 方 之 一 。
在 七 十 和 八 十 年 代 ， 傳 統 的 咖 啡 種 植 方 法 慢 慢 被 大 規 模 的 種 植 所 取 代 。 現 在 咖 啡 種 植 場 的 咖 啡 不 再 利 用 樹 蔭 和 樹 林 的 生 態 ， 反 為 依 賴 大 量 的 化 學 物 質 。 這 樣 對 農 民 和 環 境 來 說 都 是 不 利 的 。 它 亦 意 味 著 大 量 的 樹 木 被 砍 伐 ， 以 開 闢 更 多 的 土 地 來 種 植 咖 啡 。
咖 啡 貿 易 由 誰 控 制 ？
金 融 資 本 ： 咖 啡 的 出 口 價 格 由 紐 約 的 「 咖 啡 、 糖 、 可 可 交 易 市 場 」 所 決 定 。 在 交 易 市 場 中 ， 咖 啡 被 當 作 為 投 機 性 的 商 品 買 賣 。 據 1997 年 的 資 料 ， 紙 面 上 的 咖 啡 交 易 記 錄 比 全 球 的 總 生 產 量 多 出 五 倍 ！ 金 融 資 本 的 投 機 性 買 賣 導 致 咖 啡 出 口 價 格 的 波 動 ， 令 農 民 更 受 剝 削 。
跨 國 企 業 ： 全 世 界 七 成 的 咖 啡 市 場 是 由 四 間 跨 國 企 業 所 控 制 ， 包 括 Philip Morris、 雀 巢 （ Nestle ） 、 P & G （ Proctor & Gamble ） 和 莎 莉 （ Sara Lee ） 。
咖 啡 資 料 室
世 界 上 有 49 個 國 家 生 產 咖 啡 ， 種 植 咖 啡 的 農 民 和 咖 啡 種 植 場 的 工 人 總 共 有 二 千 萬 。
咖 啡 出 口 是 一 些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重 要 經 濟 支 柱 ， 例 如 烏 干 達 和 盧 旺 達 有 八 成 出 口 來 自 咖 啡 。
咖 啡 農 民 每 生 產 一 磅 咖 啡 豆 ， 平 均 只 得 港 幣 二 至 四 元 （ 視 乎 國 際 價 格 的 波 動 ） 。 可 是 ， 咖 啡 豆 的 平 均 零 售 價 是 八 十 元 一 磅 。
中 間 人 的 剝 削 ： 農 民 生 產 的 咖 啡 豆 通 常 會 先 賣 給 本 地 的 商 人 ， 再 由 他 們 出 口 到 發 達 國 家 。 中 間 人 往 往 只 給 農 民 以 出 口 價 的 一 半 ， 甚 至 更 低 。
最 近 的 一 份 報 告 顯 示 ， 危 地 馬 拉 咖 啡 種 植 場 的 工 人 平 均 工 資 低 於 當 地 的 最 低 工 資 （ 約 港 幣 二 十 元 ） 。 他 們 連 最 基 本 的 食 水 、 房 屋 和 教 育 也 負 擔 不 起 。
公 平 貿 易
香 蕉 與 咖 啡 的 生 產 和 貿 易 有 太 多 相 似 的 地 方 ： 它 們 都 是 歐 美 殖 民 者 強 加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商 品 作 物 ， 並 藉 貿 易 剝 削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農 民 。 直 到 今 日 ， 很 多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經 濟 仍 然 要 依 賴 咖 啡 和 香 蕉 的 出 口 。 以 多 明 尼 加 為 例 ， 香 蕉 的 生 產 佔 了 國 民 生 產 總 值 的 五 分 一 。 咖 啡 和 香 蕉 的 國 際 價 格 稍 有 變 動 的 話 ， 都 可 能 會 嚴 重 影 響 發 展 中 國 家 農 民 的 生 計 。 除 此 以 外 ， 咖 啡 和 香 蕉 的 種 植 仍 然 為 發 展 中 國 家 帶 來 巨 大 的 環 境 災 難 。 究 竟 ， 發 展 中 國 家 如 何 才 能 擺 脫 不 公 平 貿 易 對 他 們 和 環 境 的 剝 削 ？ 本 文 集 中 讓 讀 者 了 解 咖 啡 的 公 平 貿 易 運 動 。
怎 樣 才 稱 得 上 公 平 貿 易 ？
合 理 工 資 ： 公 平 貿 易 的 咖 啡 規 定 農 民 生 產 的 每 磅 咖 啡 都 至 少 要 得 回 十 元 港 幣 左 右 的 回 報 。 這 保 證 農 民 可 以 有 尊 嚴 地 生 活 。 這 個 價 錢 不 會 因 出 口 價 格 的 波 動 而 改 變 ， 它 是 由 「 國 際 公 平 貿 易 標 籤 組 織 」 釐 定 的 ， 組 織 的 成 員 包 括 了 農 業 合 作 社 的 代 表 。
對 環 境 友 善 的 種 植 方 法 ： 八 成 五 的 公 平 貿 易 咖 啡 是 用 有 機 耕 種 和 陰 地 生 長 （ shade grown ） 的 方 法 種 植 。
合 作 社 ： 參 與 公 平 貿 易 的 農 民 大 都 以 合 作 社 的 形 式 自 我 組 織 起 來 。 合 作 社 的 意 義 有 四 ：
由 合 作 社 直 接 與 公 平 貿 易 的 出 入 口 公 司 聯 繫 ， 免 除 中 間 人 的 剝 削 ；
合 作 社 組 織 農 民 的 勞 動 力 量 ， 加 強 咖 啡 生 產 中 的 增 值 工 序 ， 使 農 民 可 以 得 到 更 多 的 回 報 和 有 更 大 的 議 價 能 力 ；
農 民 從 公 平 貿 易 所 賺 取 的 利 潤 ， 會 透 過 合 作 社 投 資 社 區 的 服 務 和 建 設 ， 例 如 基 本 教 育 和 醫 療 ， 甚 至 社 區 的 交 通 服 務 ；
合 作 社 以 民 主 方 式 管 理 ， 由 農 民 以 民 主 選 舉 產 生 。
參 與 公 平 貿 易 的 公 司 不 單 要 付 出 合 理 的 價 錢 購 買 咖 啡 ， 而 且 有 責 任 向 農 民 合 作 社 提 供 低 息 貸 款 ， 解 決 農 民 因 為 天 災 或 其 他 困 難 而 出 現 資 金 短 缺 的 問 題 。
對 於 消 費 者 來 說 ， 購 買 公 平 貿 易 的 咖 啡 不 單 是 為 了 享 用 一 杯 好 喝 的 咖 啡 ， 亦 是 支 持 環 境 保 護 和 建 立 比 較 公 平 的 生 產 和 貿 易 關 係 。
公 平 貿 易 的 成 績 ： 現 在 有 來 自 20 個 國 家 、 300 個 合 作 社 和 五 萬 名 農 民 參 與 咖 啡 的 公 平 貿 易 。
總 言 之 ， 公 平 貿 易 的 概 念 在 於 實 踐 新 的 生 產 和 貿 易 關 係 ， 以 及 鼓 勵 一 種 新 的 消 費 概 念 。 雖 然 它 不 能 夠 解 決 深 植 資 本 主 義 的 剝 削 性 關 係 ， 但 至 少 它 在 建 立 比 較 公 平 的 生 產 和 貿 易 關 係 中 ， 提 供 了 一 個 可 供 實 踐 和 參 與 的 出 路 。
※ 施 鵬 翔
香 蕉
1999 年 著 名 的 《 New Internationalist 》 （ NI ） 雜 誌 做 了 一 個 關 於 香 蕉 的 專 題 。 NI 的 記 者 親 身 去 到 中 、 南 美 洲 的 香 蕉 種 植 場 採 訪 ， 訪 問 了 危 地 馬 拉 的 香 蕉 農 民 ， 才 知 道 他 們 根 本 不 會 吃 香 蕉 。 「 在 這 裡 的 人 不 會 吃 自 己 親 手 收 割 的 水 果 。 為 什 麼 ？ 我 想 我 們 比 其 他 人 更 清 楚 。 」
「 更 清 楚 」 什 麼 ？
香 蕉 從 何 而 來 ？
大 部 份 中 、 南 美 洲 的 香 蕉 種 植 場 都 由 美 國 的 跨 國 公 司 擁 有 ， 典 型 的 種 植 場 像 極 了 有 毒 的 血 汗 工 廠 。 與 其 他 大 規 模 的 單 一 品 種 種 植 一 樣 ， 香 蕉 種 植 場 大 量 使 用 化 學 物 料 ， 為 農 民 和 環 境 帶 來 極 大 的 災 害 。 在 種 植 場 工 作 的 農 民 長 年 累 月 接 觸 有 毒 的 農 藥 ， 有 毒 物 質 更 滲 進 泥 土 和 食 水 ， 影 響 環 境 和 健 康 。 農 民 付 出 了 血 汗 甚 至 生 命 危 險 ， 換 來 的 只 是 極 為 低 廉 的 薪 金 ， 例 如 危 地 馬 拉 的 香 蕉 農 民 時 薪 只 有 $0.63 美 元 ， 一 個 星 期 的 人 工 大 概 是 $28 美 元 。
不 平 等 的 香 蕉 貿 易
1870 年 ， 英 國 的 貝 加 船 長 （ Captain Lorenzo Dow Baker ） 來 到 了 牙 買 加 ， 初 次 認 識 香 蕉 這 種 熱 帶 水 果 。 他 以 一 英 鎊 的 價 錢 買 了 160 束 香 蕉 ， 到 了 美 國 後 以 兩 美 元 一 束 的 價 錢 買 出 。 香 蕉 貿 易 可 以 謀 取 暴 利 的 消 息 不 逕 而 走 ， 自 此 大 量 的 香 蕉 從 古 巴 、 多 明 尼 加 、 牙 買 加 等 國 家 運 到 美 國 。
1899 年 ， 聯 合 水 果 公 司 （ United Fruit Company ） 在 美 國 成 立 ， 它 在 以 後 的 一 個 多 世 紀 壟 斷 美 洲 以 至 全 球 的 香 蕉 貿 易 ， 並 進 而 影 響 中 、 南 美 洲 的 政 治 和 經 濟 局 面 ， 被 稱 為 「 沒 有 皇 冠 的 中 美 洲 國 王 」 。
1958 年 ， 美 國 有 愈 來 愈 多 的 批 評 指 聯 合 水 果 公 司 操 縱 了 政 府 的 外 交 政 策 ， 政 府 於 是 利 用 反 壟 斷 法 將 聯 合 水 果 公 司 一 分 為 三 ： Chiquita Brands, Dole Food 和 Del Monte Fresh Produce。 不 過 ， 這 只 是 令 香 蕉 貿 易 由 一 間 公 司 獨 大 變 成 三 間 公 司 壟 斷 的 局 面 ： 它 們 控 制 了 現 時 全 球 香 蕉 出 口 的 三 分 二 。
香 蕉 戰 爭
在 二 次 大 戰 後 ， 英 國 的 殖 民 地 逐 漸 變 成 獨 立 的 國 家 ， 為 了 維 持 在 前 殖 民 地 的 影 響 力 ， 英 國 遂 於 1975 年 與 42 個 非 洲 、 加 勒 比 海 和 亞 洲 的 國 家 簽 訂 Lome Convention ， 給 予 這 些 前 英 國 殖 民 地 貿 易 上 的 優 惠 。
協 議 所 提 供 的 貿 易 優 惠 ， 確 實 令 不 少 進 行 小 規 模 生 產 的 加 勒 比 海 農 民 能 夠 在 三 大 公 司 的 競 爭 下 生 存 。 可 是 ， 隨 著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於 1995 年 成 立 ， 加 勒 比 海 農 民 面 臨 一 場 改 變 他 們 命 運 的 「 香 蕉 戰 爭 」 ? 1996 年 ， 美 國 政 府 代 表 Chiquita 在 世 貿 控 告 歐 盟 ， 指 Lome Convention 對 加 勒 比 海 香 蕉 進 口 的 優 惠 違 反 自 由 貿 易 。 結 果 ， 世 貿 裁 定 美 國 勝 訴 。 歐 盟 必 須 撤 銷 有 關 政 策 ， 否 則 就 要 面 對 巨 大 的 貿 易 制 裁 。 據 估 計 ， 由 於 香 蕉 生 產 對 加 勒 比 海 國 家 經 濟 的 重 要 性 ， 歐 盟 一 旦 撤 回 有 關 政 策 之 後 ， 會 令 到 二 十 萬 農 民 生 計 成 問 題 。
假 設 你 在 百 佳 超 級 市 場 買 了 一 梳 價 值 $10 的 香 蕉 ， 當 中 ：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香 蕉 農 民 只 得 到 $0.50；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得 益 不 過 是 $0.90 ， 發 達 國 家 的 收 益 卻 有 $9.10 ， 雖 然 香 蕉 不 是 它 們 種 的 ；
香 港 的 發 行 商 及 百 佳 獲 利 最 多 ， 達 $3.4！
咖 啡
你 可 曾 想 過 ， 每 日 清 晨 的 那 杯 咖 啡 ， 是 從 那 裡 來 的 ？ 背 後 又 有 什 麼 故 事 ？
咖 啡 的 歷 史
咖 啡 據 說 是 12 世 紀 的 時 候 在 埃 塞 俄 比 亞 被 發 現 的 ， 那 時 候 從 事 貿 易 的 商 人 將 咖 啡 帶 到 阿 拉 伯 地 區 ， 開 始 流 行 起 來 。 在 17 世 紀 ， 阿 拉 伯 地 區 變 成 為 歐 洲 的 殖 民 地 ， 咖 啡 因 此 流 入 歐 洲 ， 並 變 成 日 常 的 飲 料 之 一 。 由 於 歐 洲 人 熱 愛 咖 啡 ， 因 此 強 迫 它 們 在 南 美 洲 、 非 洲 和 亞 洲 的 殖 民 地 大 量 種 植 咖 啡 ， 然 後 以 低 廉 的 價 錢 出 口 到 歐 洲 。
現 在 與 過 去
現 代 的 咖 啡 生 產 與 貿 易 延 續 著 殖 民 地 時 代 的 剝 削 。 咖 啡 是 世 界 上 貿 易 得 最 多 的 產 品 之 一 ， 因 為 它 絕 大 部 份 在 發 展 中 國 家 種 植 ， 但 咖 啡 的 市 場 卻 主 要 在 發 達 國 家 。 以 往 咖 啡 的 價 錢 由 殖 民 地 國 家 決 定 ， 現 在 的 價 錢 則 在 紐 約 的 「 咖 啡 、 糖 、 可 可 交 易 市 場 」 被 西 方 的 企 業 和 投 機 商 人 所 決 定 。 以 往 第 三 世 界 農 民 被 殖 民 者 強 迫 大 量 種 植 咖 啡 ， 今 天 發 達 國 家 透 過 種 種 機 制 和 手 段 去 強 迫 發 展 中 國 家 實 行 「 出 口 導 向 」 的 經 濟 政 策 ， 農 民 被 迫 繼 續 種 植 出 口 的 農 作 物 。 以 往 殖 民 者 及 它 們 的 企 業 透 過 咖 啡 貿 易 吸 取 第 三 世 界 人 民 的 血 汗 ， 今 天 的 跨 國 企 業 壟 斷 咖 啡 貿 易 ， 並 從 中 謀 取 暴 利 。
咖 啡 與 環 境
以 往 咖 啡 種 植 都 是 很 小 規 模 的 ， 而 且 大 都 是 在 樹 蔭 下 種 植 ， 利 用 樹 林 的 生 態 系 統 提 供 咖 啡 生 長 的 要 素 。 種 植 咖 啡 的 樹 林 更 是 鳥 類 棲 息 的 主 要 地 方 之 一 。
在 七 十 和 八 十 年 代 ， 傳 統 的 咖 啡 種 植 方 法 慢 慢 被 大 規 模 的 種 植 所 取 代 。 現 在 咖 啡 種 植 場 的 咖 啡 不 再 利 用 樹 蔭 和 樹 林 的 生 態 ， 反 為 依 賴 大 量 的 化 學 物 質 。 這 樣 對 農 民 和 環 境 來 說 都 是 不 利 的 。 它 亦 意 味 著 大 量 的 樹 木 被 砍 伐 ， 以 開 闢 更 多 的 土 地 來 種 植 咖 啡 。
咖 啡 貿 易 由 誰 控 制 ？
金 融 資 本 ： 咖 啡 的 出 口 價 格 由 紐 約 的 「 咖 啡 、 糖 、 可 可 交 易 市 場 」 所 決 定 。 在 交 易 市 場 中 ， 咖 啡 被 當 作 為 投 機 性 的 商 品 買 賣 。 據 1997 年 的 資 料 ， 紙 面 上 的 咖 啡 交 易 記 錄 比 全 球 的 總 生 產 量 多 出 五 倍 ！ 金 融 資 本 的 投 機 性 買 賣 導 致 咖 啡 出 口 價 格 的 波 動 ， 令 農 民 更 受 剝 削 。
跨 國 企 業 ： 全 世 界 七 成 的 咖 啡 市 場 是 由 四 間 跨 國 企 業 所 控 制 ， 包 括 Philip Morris、 雀 巢 （ Nestle ） 、 P & G （ Proctor & Gamble ） 和 莎 莉 （ Sara Lee ） 。
咖 啡 資 料 室
世 界 上 有 49 個 國 家 生 產 咖 啡 ， 種 植 咖 啡 的 農 民 和 咖 啡 種 植 場 的 工 人 總 共 有 二 千 萬 。
咖 啡 出 口 是 一 些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重 要 經 濟 支 柱 ， 例 如 烏 干 達 和 盧 旺 達 有 八 成 出 口 來 自 咖 啡 。
咖 啡 農 民 每 生 產 一 磅 咖 啡 豆 ， 平 均 只 得 港 幣 二 至 四 元 （ 視 乎 國 際 價 格 的 波 動 ） 。 可 是 ， 咖 啡 豆 的 平 均 零 售 價 是 八 十 元 一 磅 。
中 間 人 的 剝 削 ： 農 民 生 產 的 咖 啡 豆 通 常 會 先 賣 給 本 地 的 商 人 ， 再 由 他 們 出 口 到 發 達 國 家 。 中 間 人 往 往 只 給 農 民 以 出 口 價 的 一 半 ， 甚 至 更 低 。
最 近 的 一 份 報 告 顯 示 ， 危 地 馬 拉 咖 啡 種 植 場 的 工 人 平 均 工 資 低 於 當 地 的 最 低 工 資 （ 約 港 幣 二 十 元 ） 。 他 們 連 最 基 本 的 食 水 、 房 屋 和 教 育 也 負 擔 不 起 。
公 平 貿 易
香 蕉 與 咖 啡 的 生 產 和 貿 易 有 太 多 相 似 的 地 方 ： 它 們 都 是 歐 美 殖 民 者 強 加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商 品 作 物 ， 並 藉 貿 易 剝 削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農 民 。 直 到 今 日 ， 很 多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經 濟 仍 然 要 依 賴 咖 啡 和 香 蕉 的 出 口 。 以 多 明 尼 加 為 例 ， 香 蕉 的 生 產 佔 了 國 民 生 產 總 值 的 五 分 一 。 咖 啡 和 香 蕉 的 國 際 價 格 稍 有 變 動 的 話 ， 都 可 能 會 嚴 重 影 響 發 展 中 國 家 農 民 的 生 計 。 除 此 以 外 ， 咖 啡 和 香 蕉 的 種 植 仍 然 為 發 展 中 國 家 帶 來 巨 大 的 環 境 災 難 。 究 竟 ， 發 展 中 國 家 如 何 才 能 擺 脫 不 公 平 貿 易 對 他 們 和 環 境 的 剝 削 ？ 本 文 集 中 讓 讀 者 了 解 咖 啡 的 公 平 貿 易 運 動 。
怎 樣 才 稱 得 上 公 平 貿 易 ？
合 理 工 資 ： 公 平 貿 易 的 咖 啡 規 定 農 民 生 產 的 每 磅 咖 啡 都 至 少 要 得 回 十 元 港 幣 左 右 的 回 報 。 這 保 證 農 民 可 以 有 尊 嚴 地 生 活 。 這 個 價 錢 不 會 因 出 口 價 格 的 波 動 而 改 變 ， 它 是 由 「 國 際 公 平 貿 易 標 籤 組 織 」 釐 定 的 ， 組 織 的 成 員 包 括 了 農 業 合 作 社 的 代 表 。
對 環 境 友 善 的 種 植 方 法 ： 八 成 五 的 公 平 貿 易 咖 啡 是 用 有 機 耕 種 和 陰 地 生 長 （ shade grown ） 的 方 法 種 植 。
合 作 社 ： 參 與 公 平 貿 易 的 農 民 大 都 以 合 作 社 的 形 式 自 我 組 織 起 來 。 合 作 社 的 意 義 有 四 ：
由 合 作 社 直 接 與 公 平 貿 易 的 出 入 口 公 司 聯 繫 ， 免 除 中 間 人 的 剝 削 ；
合 作 社 組 織 農 民 的 勞 動 力 量 ， 加 強 咖 啡 生 產 中 的 增 值 工 序 ， 使 農 民 可 以 得 到 更 多 的 回 報 和 有 更 大 的 議 價 能 力 ；
農 民 從 公 平 貿 易 所 賺 取 的 利 潤 ， 會 透 過 合 作 社 投 資 社 區 的 服 務 和 建 設 ， 例 如 基 本 教 育 和 醫 療 ， 甚 至 社 區 的 交 通 服 務 ；
合 作 社 以 民 主 方 式 管 理 ， 由 農 民 以 民 主 選 舉 產 生 。
參 與 公 平 貿 易 的 公 司 不 單 要 付 出 合 理 的 價 錢 購 買 咖 啡 ， 而 且 有 責 任 向 農 民 合 作 社 提 供 低 息 貸 款 ， 解 決 農 民 因 為 天 災 或 其 他 困 難 而 出 現 資 金 短 缺 的 問 題 。
對 於 消 費 者 來 說 ， 購 買 公 平 貿 易 的 咖 啡 不 單 是 為 了 享 用 一 杯 好 喝 的 咖 啡 ， 亦 是 支 持 環 境 保 護 和 建 立 比 較 公 平 的 生 產 和 貿 易 關 係 。
公 平 貿 易 的 成 績 ： 現 在 有 來 自 20 個 國 家 、 300 個 合 作 社 和 五 萬 名 農 民 參 與 咖 啡 的 公 平 貿 易 。
總 言 之 ， 公 平 貿 易 的 概 念 在 於 實 踐 新 的 生 產 和 貿 易 關 係 ， 以 及 鼓 勵 一 種 新 的 消 費 概 念 。 雖 然 它 不 能 夠 解 決 深 植 資 本 主 義 的 剝 削 性 關 係 ， 但 至 少 它 在 建 立 比 較 公 平 的 生 產 和 貿 易 關 係 中 ， 提 供 了 一 個 可 供 實 踐 和 參 與 的 出 路 。
2008年10月4日 星期六
<轉貼>比較資本主義下的歐美環保運動發展(作者：倪世傑)
轉貼網址:
http://lihpao.shu.edu.tw/news/in_p1.php?art_id=24535
過去，我們討論過為何德國與美國發展出不同的再生能源政策，在不同的資本主義（Varieties of Capitalism）體制下，西方國家的環保運動也呈現不同的風貌，而這些差異同常來自於歐陸與美國民主政治不同的實踐歷史。比如說，歐陸在18到19世紀多多少少都經歷過反抗皇權的鬥爭，並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階級政治，也因為階級政治的鬥爭，帶來了強調參與及對話的協和式民主機制；美國在歷史上一直沒有君主的問題，在移民社會中階級問題並不尖銳，地區之間的差異往往是鬥爭的來源，像是南北戰爭，而非法國巴黎公社、德國耶拿起義等階級鬥爭。
這直接影響了美國和歐洲的環保團體如何讓公眾理解「環保運動的訴求」。美國是一個兩黨制的三權分立國家，無論在聯邦還是各州的層次，環保運動必須時常面對環保不友善的共和黨主政，缺乏活力以及財團滲透的各級議會，還有保守且毫不留情法院體系。對環保運動而言，在美國，決戰點往往只能在國會的立法結果，因此高度依賴於提供各種數據以佐證環保訴求的專家，環保議題變成專業間的論辯，因此遠離了一般民眾的理解；再加上美國社會中一貫存在反菁英主義傳統，民眾難以被動員起來關心環境議題。在歐陸國家的環保運動中，對「科學」的角色是呈現較批判性的態度，對科學能夠解決人類發展中的問題這一觀點是相當質疑的，畢竟，相當多的問題是從「科學」中產生，像是基因改造食品，就是基因科學發展下的產物。也因此，歐洲對基改食品的反對聲浪，遠遠高於美國。
再來是制度層面的影響。歐陸國家擁有或多或少的組合主義傳統，從瑞典的社會統合主義，到挪威的多元統合主義不一而足，在社會對話及參與為核心的制度設計下，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都可以坐上談判桌進行正式或非正式的協商，進行利益的分配與調處，任何的決策過程都是各方妥協下的產物。在美國，決戰點不是在國會最後的立法，就是法院最後的判決，對抗性質相當濃厚，因此美國的環保運動與企業還有政府的關係，也往往是對抗性的，合作的狀況甚為少見。
不同的環保運動發展軌跡也是造成歐美環保運動出現差異的重要因素。在歐陸國家，勞工運動、階級政治與社會（民主）主義是重要的社運歷史傳統，環保運動的組織、工作者與左翼的階級政治的意識形態與理念較為接近，對社會正義、階級壓迫、社會不平等的看法較為類似，存在對話的基礎。但在美國，由於階級政治不發達，環保運動較多是出於非政治取向的後物質主義反應，不能說美國的環保運動政治程度不高，但美國並未如歐陸國家能夠發展出實質意義的綠黨。
但這並不代表美國環保運動呈現孤立發展的態勢，與一般預期相反，美國的環保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的聯盟反而是強的，透過聯盟方式取得更大的政治影響力，比如說環保運動與工會、與婦女運動之間的聯盟。這與美國多元主義的傳統有關，各團體彼此獨立，但不排除議題性的結合。在歐洲，反而因為存在對話機制，環保運動未必需要與其他運動的聯盟強化其影響力，因為協和式的體制已經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參與對話的權力。
從議題設定、運動歷史軌跡以及與其他社運的聯盟這三點，觀察台灣的環保運動，也可以得出另一種鮮明的形象。就歷史軌跡來看，在戒嚴體制下幾乎消滅了台灣社會運動發展的空間，解嚴後的社會運動大部分都與民進黨存在過或多或少的合作關係，也因此當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的執政過程中，許多過去的環保人士都成了政府官僚體系的一部分（高成炎曾任資策會副董事長、曹愛蘭曾任北縣政府勞工局長與勞委會副主委），吸納環保運動的能量。另一方面，台灣的各級選舉相當頻繁，許多地方性的環保問題可以透過地方政治機會結構解決，消弭了進一步鬥爭的可能性。而環保團體因為基層力量較弱，在議題上與特定立委合作也成為其重要的行動方式，進而降低形成綠色政治力量的需求。最後，由於台灣諸多社運團體都流於議題取向，存在同樣的行動邏輯，因此短期內還看不出運動界彼此聯盟的可能性。
（政治大學政治所博士生）
http://lihpao.shu.edu.tw/news/in_p1.php?art_id=24535
過去，我們討論過為何德國與美國發展出不同的再生能源政策，在不同的資本主義（Varieties of Capitalism）體制下，西方國家的環保運動也呈現不同的風貌，而這些差異同常來自於歐陸與美國民主政治不同的實踐歷史。比如說，歐陸在18到19世紀多多少少都經歷過反抗皇權的鬥爭，並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階級政治，也因為階級政治的鬥爭，帶來了強調參與及對話的協和式民主機制；美國在歷史上一直沒有君主的問題，在移民社會中階級問題並不尖銳，地區之間的差異往往是鬥爭的來源，像是南北戰爭，而非法國巴黎公社、德國耶拿起義等階級鬥爭。
這直接影響了美國和歐洲的環保團體如何讓公眾理解「環保運動的訴求」。美國是一個兩黨制的三權分立國家，無論在聯邦還是各州的層次，環保運動必須時常面對環保不友善的共和黨主政，缺乏活力以及財團滲透的各級議會，還有保守且毫不留情法院體系。對環保運動而言，在美國，決戰點往往只能在國會的立法結果，因此高度依賴於提供各種數據以佐證環保訴求的專家，環保議題變成專業間的論辯，因此遠離了一般民眾的理解；再加上美國社會中一貫存在反菁英主義傳統，民眾難以被動員起來關心環境議題。在歐陸國家的環保運動中，對「科學」的角色是呈現較批判性的態度，對科學能夠解決人類發展中的問題這一觀點是相當質疑的，畢竟，相當多的問題是從「科學」中產生，像是基因改造食品，就是基因科學發展下的產物。也因此，歐洲對基改食品的反對聲浪，遠遠高於美國。
再來是制度層面的影響。歐陸國家擁有或多或少的組合主義傳統，從瑞典的社會統合主義，到挪威的多元統合主義不一而足，在社會對話及參與為核心的制度設計下，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都可以坐上談判桌進行正式或非正式的協商，進行利益的分配與調處，任何的決策過程都是各方妥協下的產物。在美國，決戰點不是在國會最後的立法，就是法院最後的判決，對抗性質相當濃厚，因此美國的環保運動與企業還有政府的關係，也往往是對抗性的，合作的狀況甚為少見。
不同的環保運動發展軌跡也是造成歐美環保運動出現差異的重要因素。在歐陸國家，勞工運動、階級政治與社會（民主）主義是重要的社運歷史傳統，環保運動的組織、工作者與左翼的階級政治的意識形態與理念較為接近，對社會正義、階級壓迫、社會不平等的看法較為類似，存在對話的基礎。但在美國，由於階級政治不發達，環保運動較多是出於非政治取向的後物質主義反應，不能說美國的環保運動政治程度不高，但美國並未如歐陸國家能夠發展出實質意義的綠黨。
但這並不代表美國環保運動呈現孤立發展的態勢，與一般預期相反，美國的環保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的聯盟反而是強的，透過聯盟方式取得更大的政治影響力，比如說環保運動與工會、與婦女運動之間的聯盟。這與美國多元主義的傳統有關，各團體彼此獨立，但不排除議題性的結合。在歐洲，反而因為存在對話機制，環保運動未必需要與其他運動的聯盟強化其影響力，因為協和式的體制已經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參與對話的權力。
從議題設定、運動歷史軌跡以及與其他社運的聯盟這三點，觀察台灣的環保運動，也可以得出另一種鮮明的形象。就歷史軌跡來看，在戒嚴體制下幾乎消滅了台灣社會運動發展的空間，解嚴後的社會運動大部分都與民進黨存在過或多或少的合作關係，也因此當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的執政過程中，許多過去的環保人士都成了政府官僚體系的一部分（高成炎曾任資策會副董事長、曹愛蘭曾任北縣政府勞工局長與勞委會副主委），吸納環保運動的能量。另一方面，台灣的各級選舉相當頻繁，許多地方性的環保問題可以透過地方政治機會結構解決，消弭了進一步鬥爭的可能性。而環保團體因為基層力量較弱，在議題上與特定立委合作也成為其重要的行動方式，進而降低形成綠色政治力量的需求。最後，由於台灣諸多社運團體都流於議題取向，存在同樣的行動邏輯，因此短期內還看不出運動界彼此聯盟的可能性。
（政治大學政治所博士生）
<轉貼>金鐘罩的政治心理學(陳宜中，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助研究員)
轉貼網址:
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36/journal_park307.htm
本文原載於中國時報，2004年3月7日
為了對抗中國的導彈威脅，台灣當局已決定向美國購買愛國者三型戰區飛彈防禦（ＴＭＤ）系統。而事實上，在上屆總統大選期間，連戰與陳水扁都積極主張購買ＴＭＤ，這顯示藍綠陣營在此議題上並無太大歧見。不管是誰當選，也不管軍購公投結果如何，愛國者三型似乎都是買定了。
就愛國者三型而論，在諸多ＴＭＤ系統中，此種低空層反導彈系統的防禦半徑較小，只能攔阻射程約在一千四百公里以內的較短程導彈，但其造價卻已極為昂貴。而攔阻成功率究竟能有多高，至今仍飽受質疑。此外，「盾」愈精良，「矛」就愈精良，現在花大錢買了愛國者三型，日後恐怕還得花更多錢不斷進行「系統升級」，否則不出多久就會無用武之地。一旦台灣陷入了這種軍備競賽的漩渦，以及兩岸之間競逐「國家安全感」的零和遊戲，則不僅會排擠其他各項國防及非國防開支，亦無助於兩岸政治僵局的化解。
台灣當局之所以要花大錢買愛國者三型，檯面上的理由是為了因應對岸的導彈威脅，但這些瞄準台灣的導彈其實殺傷力有限，主要是為了所謂「警告台獨勢力」而部署的。關鍵問題在於，假如兩岸關係持續惡化，中國決定擴大其導彈部署，則就算我們有了愛國者三型，也不會對中國產生任何顯著的嚇阻作用，因為這系統既攔阻不了中國所有的短程導彈，也無法應付中長程導彈（如東風二十一型）及巡弋飛彈。
假設愛國者三型在實戰中的攔阻率高達八成，則中國為了維持相當於目前的導彈優勢，甚至不需要研擬破解愛國者三型的方法，僅需要擴增約二千枚的短程導彈，或擴大其中長程導彈部署，而這批導彈的造價相對於愛國者三型的成本而言，可以說是非常之低。更何況，愛國者三型的成本並不是固定的，而會隨著軍備競賽的邏輯不斷往上攀升。就算它不是「無底洞」，說「錢坑」倒也當之無愧。
台灣當局要買愛國者三型的主因，其實並不在於這系統本身的實際軍事效益真的有如宣傳的那麼高。除了賣方也希望台灣分擔部分研發費用的因素外，台灣當局的著眼點似在於：透過ＴＭＤ而與美日軍方達成緊密的軍事整合、日後獲得更先進的ＴＭＤ系統、或甚至被美國納入其國家飛彈防禦（ＮＭＤ）系統的保護傘下。其背後的「終極願景」則是：倘若透過購買愛國者三型，台灣終能獲得美製或甚至於美國「金鐘罩」級反導彈系統的保護，則當可以全面嚇阻中國的導彈威脅，可以使中國無法在談判桌上以武相逼，也可以讓台灣保有拒談或甚至台獨的選項。
可是，購買愛國者三型真能帶來那麼多「後續」的「好處」嗎？雖然台灣當局主觀期盼購買愛國者三型只是「第一步」而已，但接下來的第二步、第三步究竟踏不踏的出去，事實上操之不在我，而取決於美日與中國之間的互動。中國之所以能忍受台灣取得愛國者三型，乃因其對中國導彈優勢的影響十分有限；但如果未來美國要賣先進的高空層ＴＭＤ系統給台灣，那中國就勢必會做出激烈的反應。換句話說，恐怕也只有在美中已極度交惡的情況下，台灣才有可能買到更先進的ＴＭＤ。
由於日本海上自衛隊即將部署可攔阻中長程導彈的高空層ＴＭＤ，並與美國的ＮＭＤ進行整合，所以，要是台灣能被納入其保護傘下，則大可不必自己擁有高空層ＴＭＤ。可是，就算日本有了高空層ＴＭＤ，也很不可能把台灣納入其保護範圍內。簡言之，恐怕也只有在日中已極度交惡的情況下，日本才有可能幫台灣攔阻中國的中長程導彈。
綜上，在ＴＭＤ上花大錢，並無助於消弭中國的導彈優勢及威脅，因為就算是先買了愛國者三型，日後取得「金鐘罩」的機會仍可以說是微乎其微。而假如有那麼一天，美日與中國極度交惡，並使得台灣成為美日與中國的決戰場，則「金鐘罩」自然會從天而降，到時台灣恐怕就連說「我不要」的權利都沒有。再者，這裡所謂的「金鐘罩」到頭來恐怕還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就連美國國會都深刻懷疑這套軍火販子的說詞究竟能有幾分真實。
對台灣來說，「金鐘罩」因此是既不可欲又不可求的－除非我們真的衷心希望台灣有朝一日成為美日圍堵中國的決戰場。從台海和平與兩岸人民和解的角度來看，台灣毫無必要陷入以武制武的軍備競賽漩渦，而理當設法透過和平協商以消弭對岸的導彈威脅及武嚇念頭。至於近日來充斥於耳間「不買反飛彈就等於投降」之類的激情說詞，則恐怕是過份低估了台灣人民的智慧。
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36/journal_park307.htm
本文原載於中國時報，2004年3月7日
為了對抗中國的導彈威脅，台灣當局已決定向美國購買愛國者三型戰區飛彈防禦（ＴＭＤ）系統。而事實上，在上屆總統大選期間，連戰與陳水扁都積極主張購買ＴＭＤ，這顯示藍綠陣營在此議題上並無太大歧見。不管是誰當選，也不管軍購公投結果如何，愛國者三型似乎都是買定了。
就愛國者三型而論，在諸多ＴＭＤ系統中，此種低空層反導彈系統的防禦半徑較小，只能攔阻射程約在一千四百公里以內的較短程導彈，但其造價卻已極為昂貴。而攔阻成功率究竟能有多高，至今仍飽受質疑。此外，「盾」愈精良，「矛」就愈精良，現在花大錢買了愛國者三型，日後恐怕還得花更多錢不斷進行「系統升級」，否則不出多久就會無用武之地。一旦台灣陷入了這種軍備競賽的漩渦，以及兩岸之間競逐「國家安全感」的零和遊戲，則不僅會排擠其他各項國防及非國防開支，亦無助於兩岸政治僵局的化解。
台灣當局之所以要花大錢買愛國者三型，檯面上的理由是為了因應對岸的導彈威脅，但這些瞄準台灣的導彈其實殺傷力有限，主要是為了所謂「警告台獨勢力」而部署的。關鍵問題在於，假如兩岸關係持續惡化，中國決定擴大其導彈部署，則就算我們有了愛國者三型，也不會對中國產生任何顯著的嚇阻作用，因為這系統既攔阻不了中國所有的短程導彈，也無法應付中長程導彈（如東風二十一型）及巡弋飛彈。
假設愛國者三型在實戰中的攔阻率高達八成，則中國為了維持相當於目前的導彈優勢，甚至不需要研擬破解愛國者三型的方法，僅需要擴增約二千枚的短程導彈，或擴大其中長程導彈部署，而這批導彈的造價相對於愛國者三型的成本而言，可以說是非常之低。更何況，愛國者三型的成本並不是固定的，而會隨著軍備競賽的邏輯不斷往上攀升。就算它不是「無底洞」，說「錢坑」倒也當之無愧。
台灣當局要買愛國者三型的主因，其實並不在於這系統本身的實際軍事效益真的有如宣傳的那麼高。除了賣方也希望台灣分擔部分研發費用的因素外，台灣當局的著眼點似在於：透過ＴＭＤ而與美日軍方達成緊密的軍事整合、日後獲得更先進的ＴＭＤ系統、或甚至被美國納入其國家飛彈防禦（ＮＭＤ）系統的保護傘下。其背後的「終極願景」則是：倘若透過購買愛國者三型，台灣終能獲得美製或甚至於美國「金鐘罩」級反導彈系統的保護，則當可以全面嚇阻中國的導彈威脅，可以使中國無法在談判桌上以武相逼，也可以讓台灣保有拒談或甚至台獨的選項。
可是，購買愛國者三型真能帶來那麼多「後續」的「好處」嗎？雖然台灣當局主觀期盼購買愛國者三型只是「第一步」而已，但接下來的第二步、第三步究竟踏不踏的出去，事實上操之不在我，而取決於美日與中國之間的互動。中國之所以能忍受台灣取得愛國者三型，乃因其對中國導彈優勢的影響十分有限；但如果未來美國要賣先進的高空層ＴＭＤ系統給台灣，那中國就勢必會做出激烈的反應。換句話說，恐怕也只有在美中已極度交惡的情況下，台灣才有可能買到更先進的ＴＭＤ。
由於日本海上自衛隊即將部署可攔阻中長程導彈的高空層ＴＭＤ，並與美國的ＮＭＤ進行整合，所以，要是台灣能被納入其保護傘下，則大可不必自己擁有高空層ＴＭＤ。可是，就算日本有了高空層ＴＭＤ，也很不可能把台灣納入其保護範圍內。簡言之，恐怕也只有在日中已極度交惡的情況下，日本才有可能幫台灣攔阻中國的中長程導彈。
綜上，在ＴＭＤ上花大錢，並無助於消弭中國的導彈優勢及威脅，因為就算是先買了愛國者三型，日後取得「金鐘罩」的機會仍可以說是微乎其微。而假如有那麼一天，美日與中國極度交惡，並使得台灣成為美日與中國的決戰場，則「金鐘罩」自然會從天而降，到時台灣恐怕就連說「我不要」的權利都沒有。再者，這裡所謂的「金鐘罩」到頭來恐怕還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就連美國國會都深刻懷疑這套軍火販子的說詞究竟能有幾分真實。
對台灣來說，「金鐘罩」因此是既不可欲又不可求的－除非我們真的衷心希望台灣有朝一日成為美日圍堵中國的決戰場。從台海和平與兩岸人民和解的角度來看，台灣毫無必要陷入以武制武的軍備競賽漩渦，而理當設法透過和平協商以消弭對岸的導彈威脅及武嚇念頭。至於近日來充斥於耳間「不買反飛彈就等於投降」之類的激情說詞，則恐怕是過份低估了台灣人民的智慧。
2008年3月30日 星期日
<轉貼>無架構的暴政
本文轉貼自"丘上行路blog"
原文網址:http://blog.roodo.com/dkchen10/archives/4728841.html
無架構的暴政本文是1970年代美國基進女性主義思想家、作家與運動者 Jo Freeman 傳頌已久的力作。一直想翻出來跟大家討論。
文章的時代背景大致是60年代運動中的一些女性受夠了運動團體內的男性中心權威，在實踐上自行成立了分離的女性團體、在思想上發展了基進女性主義的思維。這些團體多半採「無架構」的組織原則：沒有領導人、沒有發言人、會議只有協調人、沒有主席，共識決、人人平等。一些基進女性主義者在思想上把這種「無架構」組織方式讚許為親力實踐地顛覆男性霸權的權力關係，之後在此基礎上發展了旗幟鮮明的無政府女性主義（Anarcha-Feminism)。但是Jo Freeman很實際地以運動成員的角度指出了它的侷限。
「無架構」的組織原則在台灣雖然很少成為某個組織正式的共識，卻常是一些組織的各種運作原則之一：學運社團、一些社造工作室、等等。我最熟悉的學運社團的運作就往往不斷在學長姐權威與人人平等原則之間拉扯。這些環境中成長的人，進到高度架構化的組織，如工會等，往往會對其中鮮活的權威關係反彈，甚至最後退出。最接近「無架構」原則的大概是保衛樂生運動的聯盟中的一些新型態的合作關係。如果樂生運動即將為將來的運動提供一個大教室，我們必須開始正視並認真評估討論這些新的組織方式。重讀 Jo Freeman或許是一個開始。
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
無架構的暴政
by Jo Freeman aka Joreen
本文最早的版本是在1970年5月於美國密西西比州Beulah鎮舉行的南方女權大會上的演講。初稿投給1971年出版的 Notes from the Third Year，但未獲採用。之後投稿到好幾個運動刊物，只有一份刊物回信要求允許刊登，其他的就逕自刊登了。第一版正式的發表是在1972年的 The Second Wave 第2卷第1號。早期運動刊物上的版本，是以 Joreen 的筆名發表的。之後的修改版以 Jo Freeman的名義分別發表在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7, 1972-73, pp. 151-165, 以及 Ms. magazine, July 1973, pp. 76-78, 86-89。這篇文章傳遍世界各地，許多人自行編輯增刪、重印、翻譯並發表在雜誌書籍與網站上，通常沒有知會作者。在此的版本是作者本人綜合之前三版所編。 本版中文翻譯獲作者授權，可無償在中文網路自由流傳，任何商業性出版使用請另洽作者 Jo Freeman 要求特定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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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解放運動成形的年代裡，許多人把重心放在建立所謂的無領導、無架構的團體，以作為我們運動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組織形式。這個想法的來源是對於過度結構化的社會的自然反應。我們多半察覺自己深處在這樣的社會中，結構不可避免地控制了我們的生活。應該要反抗過度結構化的左派和類似的團體卻往往繼續保持著菁英主義。
然而，「無架構」的想法現在卻已經從反對上述傾向的一種健康制衡，變成以自己為名的女神。這個想法很少被檢視，「無架構」這個名詞很少被提起，它卻變成了女性解放意識型態中深植而不被質疑的組成部分。在運動的早期，這還不構成問題。我們的運動當時定義自己的主要目標與主要方法為「意識覺醒」，而「無架構」的親密聊天團體是達成這個目標的絕佳手段。鬆散而非正式的方式鼓勵大家參與討論，而互相支持的氣氛激發出很多個人的洞見。如果不是有比個人洞見更具體的東西從這些團體裡產生出來，問題不會發生，因為這些團體的目標本來就並未超越個人成長。
當各個親密談話團體把意識覺醒的用處推到極限，而決定一起作些更特定的事情時，基本問題就發生了。許多團體在這個時刻會觸礁，因為她們改變自己的任務時不願意改變自己的架構。當時，女性們已經完全接受了「無架構」的想法，而不明白它的限制。人們把「無架構」團體和非正式會議用來達成完全不適合的目的，是由於她們盲信除了這種形式之外，沒有其他方法不是壓迫性的。
如果我們的運動要超越這些早期的發展階段，我們就得清除運動中一些關於組織與架構的偏見。這兩者都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壞處。它們可以被誤用、常被誤用，可是光因為如此就輕易拒絕組織和架構，就是放棄我們進一步發展所需要的工具。我們得理解為什麼「無架構」不管用。
正式與非正式架構
跟我們所願意相信的恰恰相反，世界上沒有無架構的團體這回事。任何一群各色各樣的人、為了任何目的、在一段或長或短的時間內聚集在一起，必然會產生某種架構。架構可能有彈性；架構可能隨時間變化；架構可能把任務、權力和資源以平均或不平均的方式分配給團體成員。但是無論參與的人們的能力、人格特質或意願為何，架構總是會出現。除非我們完全拒絕與彼此在任何基礎上產生連帶和互動，我們才能貼近所謂「無架構」的狀況──而這並不是人類群體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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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爭取「無架構」的團體和爭取下列這些東西用處差不多、欺騙性一樣大：「客觀」的新聞報導、「價值中立」的社會科學、或「自由」經濟。一個「自由放任」的團體的現實性跟「自由放任經濟」的社會差不多；這個想法成為掩護強者或幸運者建立對他人的無可質疑的霸權的煙幕彈。這種霸權很容易建立，因為「無架構」的想法提防的只是形成正式的架構，而不是「非正式」的架構。類似地，「自由放任」哲學並沒有防止有經濟權力者建立他們對工資、價格、和物資分配的控制權，它只是防止了政府做這些控制。「無架構」成為遮掩權力的面具，而在女性運動中，通常是最有權力的人（無論她們是否意識到自己的權力）最為大力提倡「無架構」。只要團體的架構是非正式的，決策如何制訂的規則就只有少數人，而只有知道這些規則的人查覺得到權力的運作。那些不知道規則、沒被選來加入最內圈的人，只好一直迷惑，或者由於感受到她們不明瞭的一些事正在發生，而產生偏執的誤解。
要讓一個團體內的每個人都能涉入並參與團體的活動，團體的架構必須明確，而不是隱諱。決策規則必須對每個人開放，而這只有在正式架構下才可能。這並不是說正式的架構必然摧毀非正式的架構。通常不會。但是至少這樣可以防止非正式架構具有太大的控制力，而且開放一些手段使得參與非正式決策架構的人們如果對整個團體其他成員不負責任時，那些成員可以反對她們。「無架構」的組織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們不可能決定要或不要組織架構，只能選擇是否要正式架構。所以，從現在起，我只用這兩個詞來指涉特定的想法：「非架構」只那些並沒有建立一套特定運作架構的團體。「有架構」的團體一定有正式架構，也可能有非正式或隱藏的架構。非正式的架構，尤其是在「非架構」的團體中，形成了菁英的基礎。
菁英主義的本質
「菁英」（elite）大概是婦女解放運動中最被濫用的字眼了。它跟50年代的「左仔」（pinko）一詞一樣常被抬出來罵人，原因也很類似。這個字眼很少被用得正確。在我們運動裡，它通常用來指涉個人，雖然這些被指涉的個人的個人特質與從事活動可能差別頗大。單獨的人不該被稱為「菁英」，因為英文 elite 這個集合名詞指的應該是一群人。任何個別的人，不管多有名，都構不成「菁英」。
正確地說，菁英指的是一群能夠對她們所屬的更大群體施加權力的一小群人，這一小群人通常不對大群體負責、她們的權力通成不被察覺、也不被認可。一個人如果屬於這個菁英小群體、或鼓吹菁英統治，則可稱為菁英主義者，無論這個人是否出名。惡名昭彰不是構成菁英主義者的要件。聰明的菁英主義者通常懂得隱藏自己；如果她們出了名，就會被群眾監視，那掩蓋她們的權力的面具就不再牢靠了。
菁英不是陰謀。很少會有一小群人聚在一起，刻意地要為了自己去接管一個更大的群體。菁英，不多也不少，只是一群恰好參與同樣政治運動的朋友。[1]沒有這些運動她們可能還是朋友；不管友誼是否維續，她們可能還是會參與運動。正是由於這兩個現象的重合使得團體內產生菁英，也使得菁英很難打破。
這些朋友群體在團體可能會設定的正式溝通管道之外發揮著溝通網絡的功能。如果團體沒有正式溝通管道，則朋友群體則成為唯一的溝通網絡。因為這些人是朋友，因為這些人共享一些價值和傾向，因為她們有私交，而且在做決定時會諮詢彼此的意見，所以參與在網絡中的這些人在團體中的權力比沒在網絡中的人大。而且，幾乎沒有團體不會在內部透過彼此交的朋友產生某些非正式溝通網絡。有些團體，視其規模大小而定，可能有不只一個這種非正式溝通網絡。這些網絡甚至可能會重疊。當團體內只有一個這種網絡，它就成為一個「無架構」團體的菁英群體，不管其參與者是否願意成為菁英。如果這個網絡是在一個有架構的團體內，依架構的性質和網絡成員的組成而定，它可能成為菁英，也可能不會。如果團體內有兩個或更多這種朋友網絡，它們可能會彼此競爭，而形成派系，也可能會刻意退出競爭，而使其中一個網絡形成菁英。在有架構的團體內，這種朋友網絡通常會為取得正式權力而競爭。這是最健康的情形，因為團體其他成員就會處在仲兩個權力競逐者之間的裁者的角色，而得以對那些她們暫時託付信任的人提出要求。
非正式溝通網絡不可避免的菁英主義和排他性質既不是婦女解放運動特有的新現象，對女人來說也並不陌生。幾世紀以來，這種非正式關係一直把女性排除在外，使她們無法完整參與她們參加的團體。在很多專業領域或組織內，這些網絡打造了「男更衣室」心態（locker room mentality）以及「兄弟掛」（”old school” ties），這些都有效地把作為一個群體的女性（以及個別男性）排除在核心之外，使她們無法平等地享有權力的來源與社會報酬。過去的女性運動投注大量的心力要把各種組織的決策與幹部選舉過程正式化，從而使得她們可以直接挑戰排斥女性的作法。我們都很明白，這些努力仍然無法防止非正式的純男性網絡歧視女性，但是至少這種歧視現在比較困難。
菁英群體，並單單不因為它的非正式性質，就讓人看不見。在任何小團體會議中，耳聰目明的人總是能分辨誰在影響誰。朋友群體的成員們彼此之間要遠比和外人契合。對彼此，她們比較注意傾聽、比較少打斷發言；她們會重複彼此的論點而且會善意地讓步；她們往往忽視「外人」的意見或與外人爭論，而「外人」的同意對形成決策不見得需要。但是，「圈內人」也必須與「外人」保持好關係。當然，圈子的界線不如我在此說的那麼明晰；那是互動上的一些微妙細節，而不是預先寫好的腳本。但界線總是分辨得出來，而且有其作用。只要知道了形成決定前非跟誰商量不可、誰的同意會讓整個團體的採納決定拍板定案，我們就知道誰才是主導者。
既然〔1970年代美國激進婦女〕運動團體從未具體決定團體內部誰該行使權力，全國各地的團體往往採納各式各樣的範疇來規範這件事。大部分的範疇是依循著傳統的女性特質。例如，在運動早期，結婚通常是進入非正式菁英群體的先決條件。傳統上，女性們往往被教導說已婚婦女比較容易彼此產生連帶，而她們覺得單身婦女的威脅性太大，很難成為真正的朋友。在很多城市〔的婦女運動團體〕中，這個條件進一步縮小到只包括嫁給新左派男人的女人。然而，形成這個標準的不只是傳統，因為新左派男人通常能弄到運動所需的各種資源──郵寄通訊錄、印刷設備、人脈與資訊等等──而當時女性習慣透過男人得到資源，而不是自備糧草。隨著運動逐漸的改變，婚姻愈來愈不成為有效參與菁英群體的普遍條件，但是所有的非正式菁英群體都有些標準，使得只有擁有特定物質條件或個人特質的女人可以加入。這些標準包括了：中產階級背景（雖然運動的修辭不斷地說要聯繫工人階級）；已婚；雖未婚但與伴侶同居；大學畢業或至少有些大學經歷；「酷」；太「酷」；抱持著某種「激進」的政治路線或認同；沒小孩；具有一些「陰柔」人格特質，如 ”nice” (親切厚道)；穿著打扮合宜（不管是依傳統或反傳統風格）；等等。有些特質幾乎一定會被貼上「不對勁」的標籤，因此要盡量避免。這些包括：太老；全職工作，特別是對「事業」抱企圖心的人；不nice；決志的單身主義（就是說，既非同性戀也非異性戀）。
還有其他的範疇可能會被採納，但是它們都有共通的主題。參與運動的非正式菁英群體從而運作權力的標準前提往往與個人的背景、人格特質、或時間分配有關；而與個人的能力、對女性主義的獻身、才能或對運動的潛在貢獻無關。前一種是人們通常選擇朋友時會用的標準；後者則是任何真的想要發揮影響力的運動或組織必須採用的標準。
每個菁英群體接納成員的標準或許不盡相同，但是要被它們接納的方法則大致一樣。唯一主要的分別是一個人是從一開始就屬於菁英群體，還是後來加入的。如果你一開始加入，那麼拉越多熟人加入越好。如果大家都還不太熟，那你得刻意地與特定的成員搞熟並建立非正式結構所需要的非正式互動模式。一旦形成了非正式模式，這些模式會自我維續，而最成功的維續戰術是持續地吸收「適合」的人。加入這種菁英團體跟加入姊妹會差不多。如果被看做對群體是「正數」，一個人會被非正式架構的成員試著拉入夥，最後要不是退出，就是加入。如果這個姊妹會沒有在政治上覺醒到積極從事這種吸收工作，則這種程序可能由外人發動，就像人家加入私人俱樂部一樣。找個介紹人，即選擇一位看來在菁英群體內受尊敬的人，積極地經營與她的個人友誼。最後，她終究會把妳帶進這個圈子內。
這些程序都需要時間。所以，如果妳有全職工作或者有擔負類似的重大責任，通常妳不可能加入，因為妳就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去開會、去培養讓妳能在決策中說得上話的個人關係。這就是為什麼正式架構對工作過度的人很有裨益。正式的決策過程常能保證每個人都能多多少少參與在內。
雖然我這些對小團體內形成菁英群體的解剖是採批判觀點的，我並不認為這些非正式架構一定是壞的──我只是說它們一定會存在而已。所有的團體都會由於成員的互動而形成非正式架構。這些非正式架構可以發揮很積極的作用。但是只有「無架構」的團體會徹底地讓非正式架構掌控。一旦非正式菁英群體與「無架構」的神話結合在一起，就不會出現試圖限制它們行使權力的嘗試。菁英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我們必須瞭解這種狀況的兩個潛在的負面後果。第一個問題是：非正式架構的決策很像姊妹會，人們聽彼此的話，因為她們彼此喜歡對方，而不是因為那些發言有什麼重要性。如果運動並不做什麼重要的事，這還不要緊。但是如果不希望運動被困在這個草創期，這種傾向勢必得修正。第二個問題是：非正式架構不對整個團體負責。她們的權力不是被賦予的，從而也不能被取消。她們的影響力不來自於她們為團體所做的事，因而她們也不能直接被團體影響。並不是說非正式架構必然就不負責任。試圖維持自己影響力的人通常會試著負起責任。但是團體就是無法督促人負責；負不負責端視菁英的興趣與利益。
「明星」體制
「無架構」的想法創造了「明星」體制。我們所身處的社會期待政治團體做決策並選擇一些人對大眾闡明這些決策。媒體和大眾不知道如何嚴肅地聽個別女性做為女性想說的話；他們想知道運動團體到底有什麼感覺。目前為止社會上只有三種確立群眾集體意見的技術：選舉或公投、民意調查、以及適當的會議所選舉的團體發言人。婦女解放運動目前對這三種與大眾溝通的方式都不採用。整個運動或者運動內形形色色的團體都沒有建立向大眾解釋種種他們對議題的意見的方法。但是被制約的大眾老是在找發言人。
雖然並未有意識地指定發言人，我們的運動丟出了許多由於各種原因吸引公眾目光的女性。這些女性並不代表哪個特定團體或既定的集體意見；她們自己知道，也都這麼說。但是由於媒體想知道我們運動對某個議題的立場時找不到正式發言人或任何決策機構可以訪問，這些女性就被當成了發言人。因而，不管她們喜不喜歡、不管我們的運動喜不喜歡，這些公眾矚目的女人就被自然而然地安在發言人的位置上了。
這是對這些被貼上「明星」標籤的女人的遠懟的主要來源之一。由於她們並未被運動中的女性選擇來呈現運動的觀點，當她們被媒體假設說她們代表整個運動發言時，運動成員會怨恨她們。但是，只要運動一直沒有選擇自己的發言人，這些女性就會一直被媒體和大眾當成發言人，不管她們自己要不要。
這對運動和被貼上「明星」標籤的女性都有嚴重的負面後果。首先，因為運動並未賦予她們發言人的職位，運動也無法取消她們的位置。是媒體把她們當成明星，也只有媒體能選擇不聽她們的發言。只要媒體找不到足以代表運動的權威發言與聲明，它們會一直到處找「明星」。只要我們的運動還相信它根本不應該有代表人，運動就無法控制誰被選擇來對大眾代表我們的運動。其次，被架到明星位置上的女性常常發現她們被自己的姊妹們無情攻擊。這對運動一點好處都沒有，而且對被捲進去的人來說非常痛苦。這種攻擊要不是導致這些女性帶著苦澀的疏離感而永遠離開運動，就是使得她們不再覺得必須對所謂的「姊妹」負責。她或許還維持著對模模糊糊地定義的運動的某種忠誠感，但是她再也不會輕易被運動中的其她女性的壓力影響。只有受虐狂會對為她帶來這種痛苦的人還覺得有責任，而這些女性通常太堅強了，不會對這種個人壓力低頭。從而，對「明星」體制的反挫事實上鼓勵了我們運動一向譴責的那種個人主義式的不負責任。把一位姊妹當成「明星」趕出運動，使得我們的運動對她失去任何控制，然後她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犯下她被指控的任何個人主義惡行。
政治無能
無架構的團體很有效地使得女性可以訴說自己的生命經驗；但是做事情很不行。當人們厭倦了「空談」而想要起而行動的時候，這些團體就亂了陣腳，出非它們改變其運作方式的性質。有時候，發展起來的團體內的非正式架構恰好符合團體的需要，而填補了所需的功能，使得無架構的團體顯得好像有用。換句話說，這個團體很幸運地發展出恰好適合執行某個特定計畫的某種架構。
在這樣的團體中工作會帶來很強的興奮感，但這也是很少見的、很難複製的。這種團體必然要符合下列四項條件：
1) 任務導向：它的功能很狹隘、很特定，例如舉辦一場會議或出版一份刊物。任務基本上組織起了團體。任務決定了什麼事在什麼時候必須做到。任務提供了一個指引，讓人可以判斷她們該做的行動以及未來的活動。
2) 團體相對地小而同質性高：參與者需要同質性來保證有可以互動的「共同語言」。從差異極大的背景出身的人們可以為意識提升團體提供豐富性，讓成員可以從彼此的經驗中學習，然而，在一個任務導向的團體中，成員太多元性只會讓她們不斷地互相誤解。這些背景互異的人們會以不同的方式詮釋詞語和行動。她們對彼此的行為有不同的期待，也以不同的標準來評價結果。如果大家互相都熟到能理解這些微妙差異，這些都不成問題。但是，通常這些差異總是導致困惑，以及無止無休的會議來擺平沒人事先想到會發生的衝突。
3) 高度的溝通：在重要的決策過程中，資訊必須傳遞給每個人、意見需要被檢視、工作要分工、而且每個人都必須參與。只有在團體很小，而且在任務的關鍵時刻事實上住在一起的狀況下才辦得到。很顯然地，參與者愈多，要足夠讓每個人都參與決策所需要的溝通量就會成幾何級數上升。無可避免地，這會把團體成員人數限制在5人左右，不然就得把一些人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成功的團體可能大到10到15人，但是她們必須分成幾個小組，每個小組從事部分特定任務、小組成員有重疊，這樣各小組在幹什麼才能流暢地讓其他小組理解。
4) 低度的技能分殊化：不是每個人都得能做每件事，但是每件事至少都要多於一個人可以做。這樣，就沒有人是不可或缺的。一定程度上，人成了可以互換的零件。
善於利用好運的小團體或許能夠符合上述這四個條件，大團體則絕無可能。從而，由於在大部分城市中的整體婦女解放運動跟個別小成長團體一樣無架構，整個運動的效率很難比個別團體所從事的個別任務還高一些。非正式架構鮮少能夠有足夠的凝聚力和內部聯繫以有效地操作整個運動。所以運動產生了一大堆動作而很少有成果。很不幸地，即使那些動作最終歸於徒然，它們並非毫無影響，而是有害的，受害者就是運動本身。
如果不拉進太多人、維持小規模的話，有些團體成功地組織了地方性的行動計畫。但是這種形式把行動限制在地方層次，無法在區域或全國層次上進行。而且，如果要運作順暢的話，這些團體通常就得把自己縮減到只剩原來就在運作團體事務的非正式朋友群體，因而排斥了許多婦女的參與。只要婦女參與運動的唯一管道就是加入某個小團體，孤僻一點的人就必然會吃虧了。只要朋友群體還是組織活動的主要手段，菁英主義就被體制化了。
一個團體如果無法找到地方性計畫來投入，大家相聚在一起本身就成了在一起的唯一目的。如果一個團體沒有任務（意識覺醒也是個任務），裡頭的人們就會把精力花在控制團體的其他成員。絕大多數狀況下，這並不是由於惡意地想要操縱他人，而是由於她們的才能沒有更好的地方好發揮。能幹的人，手上有的是時間、又需要一些理由來合理化為什麼要聚在一起，就把她們的力氣花在人際方面的控制、把時間花在批評團體其他成員的性格。內鬥與個人間的權力遊戲壓倒了一切。當團體找到任務好投入時，人們就會學著接受與其他人依著她們目前的樣子來相處，而把個人好惡服從於更大的目標之下。那種想把每個人改造成自己認為她們該長的樣子的衝動，就有了分寸。
意識覺醒階段的結束讓女性團體成員無處可去，而組織架構的闕如又使她們沒又到達任何地方的工具。運動中的女性們要不把眼光和力氣向內轉、指向自己和她們的姊妹，就得尋求其他行動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不多。有些女性乾脆「自己搞自己的」。這可以產生出許許多多對運動有用的個人創意，但是大多數姊妹沒條件這麼做，而且當然無益於培養集體合作的精神。其他女性則完全淡出運動，因為她們不想發展出自己的個人計畫，又無法發現、參加、或發起能提起她們興趣的集體計畫。
很多人轉而投入其他政治組織以尋求婦女運動中找不到的架構、有效率的行動、和其他元素。對這些只把婦女解放當成女性應該投入的各種議題之一的政治組織因而能夠把婦女解放運動當成一個極佳的新成員招募場所。這些組織不需要「滲透」進運動，雖然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女性們透過成為婦女解放運動的一員而產生的對有意義的政治活動的渴求本身就足以讓她們在我們的運動無法提供適當出路給她們的新想法與能量時，急於加入其他組織。這些加入其他政治組織又留在婦女解放運動、或是加入婦女解放運動又留在其他政治組織的女性，又成了新的非正式架構的來源。這些友誼網絡是植基於她們共享的非女性主義政治信念，而不是我之前討論的那些因素，但是運作方式大致是一樣的。由於這些女性共享著一套價值、想法與政治傾向，她們也變成了非正式、無計畫、沒人推選出來的不負責任的菁英──不管她們自己願不願意。
這些新的非正式菁英常被不同運動團體內舊的非正式菁英視為威脅。這是正確的。 這種政治取向的網絡往往不甘於像許多舊菁英一樣僅僅停留在「姊妹會」的層次，而積極地想要推廣宣傳她們的政治與女性主義思想。這很自然，但是它對婦女解放的影響從來沒有被適切地討論過。舊菁英很少會願意把這些差異公開化，因為這樣就會暴露了她們自己所扮演的團體內部非正式架構的角色。
很多非正式菁英都躲藏在「反菁英主義」與「非架構組織」的大旗之下。要有效地迎戰其他非正式架構的挑戰，她們就得公開自己的身份，而這可能會帶來很多危險的後果。從而，要維繫她們自己的權力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對方貼上「共產黨」、「改良主義」、「同性戀」、「反同性戀」等等標籤，然後把她們排除在外。其他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團體正式地架構化，從而把原來的權力架構正式化。而這往往辦不到。如果這個團體的非正式菁英以往有良好的架構而且運作著較大的權力，正式化的任務也許可行。這些團體也許有多少有效率的政治活動的歷史，這表示非正式架構運作得夠好，可以取代正式架構。架構化不會改變它的運作方式太多，雖然權力架構的正式化的確會為正式的挑戰開了一扇門。然而，正是那些最需要架構的團體最無法打造出自己的架構。它們的非正式架構形成得不太好，而「無架構」的意識型態又使得它們很不願意改變戰術。一個團體越「非架構」、越缺乏非正式架構、而且越信奉「無架構」的意識型態，它就越容易被一群政治上有同志關係的人接收下來。
由於整體婦女解放運動和它大部分的成員團體一樣「非架構」，整個運動同樣地容易臣服於間接的影響。但是在現象上有所不同。在地方層次上，大多數團體可以自主運作；但是只有有全國性組織的團體可以組織發動全國性的活動。因此，有架構的女性主義組織往往提供了全國女性主義活動的方向，而這些方向是由這些組織自己的優先順序來決定的。就是只有類似NOW（全國婦女組織）、WEAL [2]這些大組織以及一些左翼婦女政團有能力發動一場全國抗爭。形形色色非架構的婦女解放團體可以選擇支不支持全國性抗爭，但是它們沒辦法自己發動這種規模的抗爭。就這樣，小團體的成員們成了有架構大組織之下的小卒。堅持非架構的團體無法拿運動的豐沛資源來支持它設定的優先目標，它甚至沒辦法決定優先目標是什麼。
越無結構的運動越無法控制自身發展的方向以及它所從事的政治行動。這不表示它的想法不會傳播。如果媒體有一些興趣而社會條件又適合，這些想法還是會廣泛為人所知但是想法的傳播不表示這些想法就會被實踐，而只意味著人們會廣為談論。如果所需要的行動是個人就辦得到的，或許有人會真的去實踐；但是如果需要的是協調一致的政治力量，那就不可能了。
只要婦女解放運動還專注於一種強調小群朋友間鬆散的討論的組織型態，它就還察覺不到「非結構」最糟的問題。但是這種組織風格有其限制：政治上無力、排他性強、而且歧視那些並沒有或者無法打入友誼網絡的女人。那些由於階級、種族、職業、教育程度、婚姻或撫養子女、性格等等因素而與既存友誼網絡合不來的人注定會被排斥參與運動。而那些合得來的人則會有高度意願要維持現狀。
非正式群體的既得利益靠著非正式架構來維繫，從而運動無法決定到底誰能在運動內行使權力。如果運動繼續故意故選擇誰來掌權，權力並不會就此被廢除。這樣做廢除的只是運動成員要求行使權力和影響的人們向她們負責的權利。如果運動由於知道它無法要求掌權者負責，就把權力盡可能地分散，這樣是可以防止任何群體或個人完全宰制運動。但同時這也使得運動變得毫無效率。我們得在宰制和無效率之間找個中間點才行。
這些問題在當前已經無可閃避，因為運動的性質不可避免地改變了。意識覺醒作為婦女解放運動的主要功能已經過時了。由於過去兩年來媒體密集的報導和無數地上書籍和文章的發行流通，「婦女解放」這個詞已經家喻戶曉。很多人在討論我們的議題、很多人組成了與任何運動團體都沒有聯繫的討非正式論小組。我們的運動必須前進、挑起其他的任務。現在，我們的運動需要找出議題的優先順序、闡明它的種種目標、並協調一致地追求其目標。要達到這些，我們必須在地方、區域以及全國層次上組織起來。
民主架構的原則
只要我們的運動不再執著於「無架構」的意識型態，它就可以自由地發展出最適合其健康運作的各種組織型態。這不表示我們就得走到另一個極端而盲目模仿傳統的組織型態。但是我們也不應該盲目地全盤排斥它們。一些傳統的組織技術雖非完美，但應該會很有用；有些傳統組織技巧會提供我們一些洞見，可用來思考該做些什麼、又該避免什麼，才能讓運動中的個人以最少的代價達到特定目標。大多時候，我們會需要試驗各種不同的架構並發展多樣的技巧來適應不同的情況。我們的運動中發展出來的「抽籤制度」（Lot System, 以抽籤來隨機決定分工）就是這樣的一種新思路，它並不適用於所有情況，但有時候會有用。我們還得發展其他關於組織架構的想法。但是在我們能夠明智地進行試驗之前，我們必須接受：架構並不注定就是壞的，只有過度僵化的架構才是壞的。
在我們進行這種嘗試錯誤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注意一些民主架構與政治效率的基本原則：
1) 以民主程序授權給特定的人從事特定的任務。單純依慣例默許人們執掌職位或任務必定不可靠。如果人們是被團體選取來扛起一件任務，最好是在她們表示有興趣與意願之後，她們就許下了很難被忽視的承諾。
2) 要求所有被賦予權威的人對選取她們的人負責。這是團體對掌權的人維持控制的方法。個人可以行使權力，但是團體對於權力如何行使要有最終決定權。
3) 把權力盡可能地分散給很多人。這可以防止壟斷權力，同時要求掌權者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必須諮詢很多人的意見。這也給很多人有機會這也給很多人有機會去承擔特定的任務、學習不同的技能。
4) 任務必須輪流。 一個人正式或非正式地負責一件事使得這事看來像她的「財產」，團體就很難解除或控制這件任務。反過來說，如果任務輪換得太頻繁，個人就沒有足夠的時間學會做她的工作並從辦妥事情中得到滿足感。
5) 依理性的標準來分配任務。不管是因為團體喜歡某人而給她某個職位，或是因為大家討厭某人而給她苦差事，長遠來說，對團體、對個人都沒有好處。選擇的主要考量必須是能力、興趣與責任。人都需要有機會學習她們不會的技能，但是這最好是通過某種「學徒制」，而不是把人丟下水叫她自己學游泳。承擔一件自己無法掌握的責任會使人喪氣。反過來說，被排斥而不能做自己能做得好的事使人無法發展自己的技能。女性在人類歷史上太常因為太能幹而招來懲罰；我們的運動無須重複這種事。
6) 盡可能頻繁地讓每個人獲知訊息。資訊是權力。獲取資訊會增強一個人的權力。如果一個非正式網絡在團體之外、在她們內部散佈資訊，她們就已經在團體沒有參與之下開始形成意見了。一個人對於事情如何進行、正在發生什麼事越能掌握，她就越能夠發揮政治效率。
7) 讓團體成員平等地使用所需的資源。這不一定總是辦得到，但是我們應該努力達成。如果一個成員壟斷了某個團體運作需要的資源（像是某人丈夫擁有的印刷機或沖洗暗房）會不恰當地影響這些資源的運用。技能和資訊也是資源。團體成員必須願意把她們各自懂得的教給其他成員，這樣技能才能平等地讓成員們共享。
遵守了這些原則，不管各個不同的運動團體發展出什麼組織架構，這些架構都能對團體負責、受團體控制。掌權的人們會是分散、有彈性、開放、而且是暫時的。她們不能輕易地將她們的權力成為慣例，因為最終的決定是由整個團體共同做出的，團體可以決定誰要在裡頭行使權威。
原文網址:http://blog.roodo.com/dkchen10/archives/4728841.html
無架構的暴政本文是1970年代美國基進女性主義思想家、作家與運動者 Jo Freeman 傳頌已久的力作。一直想翻出來跟大家討論。
文章的時代背景大致是60年代運動中的一些女性受夠了運動團體內的男性中心權威，在實踐上自行成立了分離的女性團體、在思想上發展了基進女性主義的思維。這些團體多半採「無架構」的組織原則：沒有領導人、沒有發言人、會議只有協調人、沒有主席，共識決、人人平等。一些基進女性主義者在思想上把這種「無架構」組織方式讚許為親力實踐地顛覆男性霸權的權力關係，之後在此基礎上發展了旗幟鮮明的無政府女性主義（Anarcha-Feminism)。但是Jo Freeman很實際地以運動成員的角度指出了它的侷限。
「無架構」的組織原則在台灣雖然很少成為某個組織正式的共識，卻常是一些組織的各種運作原則之一：學運社團、一些社造工作室、等等。我最熟悉的學運社團的運作就往往不斷在學長姐權威與人人平等原則之間拉扯。這些環境中成長的人，進到高度架構化的組織，如工會等，往往會對其中鮮活的權威關係反彈，甚至最後退出。最接近「無架構」原則的大概是保衛樂生運動的聯盟中的一些新型態的合作關係。如果樂生運動即將為將來的運動提供一個大教室，我們必須開始正視並認真評估討論這些新的組織方式。重讀 Jo Freeman或許是一個開始。
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
無架構的暴政
by Jo Freeman aka Joreen
本文最早的版本是在1970年5月於美國密西西比州Beulah鎮舉行的南方女權大會上的演講。初稿投給1971年出版的 Notes from the Third Year，但未獲採用。之後投稿到好幾個運動刊物，只有一份刊物回信要求允許刊登，其他的就逕自刊登了。第一版正式的發表是在1972年的 The Second Wave 第2卷第1號。早期運動刊物上的版本，是以 Joreen 的筆名發表的。之後的修改版以 Jo Freeman的名義分別發表在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7, 1972-73, pp. 151-165, 以及 Ms. magazine, July 1973, pp. 76-78, 86-89。這篇文章傳遍世界各地，許多人自行編輯增刪、重印、翻譯並發表在雜誌書籍與網站上，通常沒有知會作者。在此的版本是作者本人綜合之前三版所編。 本版中文翻譯獲作者授權，可無償在中文網路自由流傳，任何商業性出版使用請另洽作者 Jo Freeman 要求特定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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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解放運動成形的年代裡，許多人把重心放在建立所謂的無領導、無架構的團體，以作為我們運動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組織形式。這個想法的來源是對於過度結構化的社會的自然反應。我們多半察覺自己深處在這樣的社會中，結構不可避免地控制了我們的生活。應該要反抗過度結構化的左派和類似的團體卻往往繼續保持著菁英主義。
然而，「無架構」的想法現在卻已經從反對上述傾向的一種健康制衡，變成以自己為名的女神。這個想法很少被檢視，「無架構」這個名詞很少被提起，它卻變成了女性解放意識型態中深植而不被質疑的組成部分。在運動的早期，這還不構成問題。我們的運動當時定義自己的主要目標與主要方法為「意識覺醒」，而「無架構」的親密聊天團體是達成這個目標的絕佳手段。鬆散而非正式的方式鼓勵大家參與討論，而互相支持的氣氛激發出很多個人的洞見。如果不是有比個人洞見更具體的東西從這些團體裡產生出來，問題不會發生，因為這些團體的目標本來就並未超越個人成長。
當各個親密談話團體把意識覺醒的用處推到極限，而決定一起作些更特定的事情時，基本問題就發生了。許多團體在這個時刻會觸礁，因為她們改變自己的任務時不願意改變自己的架構。當時，女性們已經完全接受了「無架構」的想法，而不明白它的限制。人們把「無架構」團體和非正式會議用來達成完全不適合的目的，是由於她們盲信除了這種形式之外，沒有其他方法不是壓迫性的。
如果我們的運動要超越這些早期的發展階段，我們就得清除運動中一些關於組織與架構的偏見。這兩者都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壞處。它們可以被誤用、常被誤用，可是光因為如此就輕易拒絕組織和架構，就是放棄我們進一步發展所需要的工具。我們得理解為什麼「無架構」不管用。
正式與非正式架構
跟我們所願意相信的恰恰相反，世界上沒有無架構的團體這回事。任何一群各色各樣的人、為了任何目的、在一段或長或短的時間內聚集在一起，必然會產生某種架構。架構可能有彈性；架構可能隨時間變化；架構可能把任務、權力和資源以平均或不平均的方式分配給團體成員。但是無論參與的人們的能力、人格特質或意願為何，架構總是會出現。除非我們完全拒絕與彼此在任何基礎上產生連帶和互動，我們才能貼近所謂「無架構」的狀況──而這並不是人類群體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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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爭取「無架構」的團體和爭取下列這些東西用處差不多、欺騙性一樣大：「客觀」的新聞報導、「價值中立」的社會科學、或「自由」經濟。一個「自由放任」的團體的現實性跟「自由放任經濟」的社會差不多；這個想法成為掩護強者或幸運者建立對他人的無可質疑的霸權的煙幕彈。這種霸權很容易建立，因為「無架構」的想法提防的只是形成正式的架構，而不是「非正式」的架構。類似地，「自由放任」哲學並沒有防止有經濟權力者建立他們對工資、價格、和物資分配的控制權，它只是防止了政府做這些控制。「無架構」成為遮掩權力的面具，而在女性運動中，通常是最有權力的人（無論她們是否意識到自己的權力）最為大力提倡「無架構」。只要團體的架構是非正式的，決策如何制訂的規則就只有少數人，而只有知道這些規則的人查覺得到權力的運作。那些不知道規則、沒被選來加入最內圈的人，只好一直迷惑，或者由於感受到她們不明瞭的一些事正在發生，而產生偏執的誤解。
要讓一個團體內的每個人都能涉入並參與團體的活動，團體的架構必須明確，而不是隱諱。決策規則必須對每個人開放，而這只有在正式架構下才可能。這並不是說正式的架構必然摧毀非正式的架構。通常不會。但是至少這樣可以防止非正式架構具有太大的控制力，而且開放一些手段使得參與非正式決策架構的人們如果對整個團體其他成員不負責任時，那些成員可以反對她們。「無架構」的組織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們不可能決定要或不要組織架構，只能選擇是否要正式架構。所以，從現在起，我只用這兩個詞來指涉特定的想法：「非架構」只那些並沒有建立一套特定運作架構的團體。「有架構」的團體一定有正式架構，也可能有非正式或隱藏的架構。非正式的架構，尤其是在「非架構」的團體中，形成了菁英的基礎。
菁英主義的本質
「菁英」（elite）大概是婦女解放運動中最被濫用的字眼了。它跟50年代的「左仔」（pinko）一詞一樣常被抬出來罵人，原因也很類似。這個字眼很少被用得正確。在我們運動裡，它通常用來指涉個人，雖然這些被指涉的個人的個人特質與從事活動可能差別頗大。單獨的人不該被稱為「菁英」，因為英文 elite 這個集合名詞指的應該是一群人。任何個別的人，不管多有名，都構不成「菁英」。
正確地說，菁英指的是一群能夠對她們所屬的更大群體施加權力的一小群人，這一小群人通常不對大群體負責、她們的權力通成不被察覺、也不被認可。一個人如果屬於這個菁英小群體、或鼓吹菁英統治，則可稱為菁英主義者，無論這個人是否出名。惡名昭彰不是構成菁英主義者的要件。聰明的菁英主義者通常懂得隱藏自己；如果她們出了名，就會被群眾監視，那掩蓋她們的權力的面具就不再牢靠了。
菁英不是陰謀。很少會有一小群人聚在一起，刻意地要為了自己去接管一個更大的群體。菁英，不多也不少，只是一群恰好參與同樣政治運動的朋友。[1]沒有這些運動她們可能還是朋友；不管友誼是否維續，她們可能還是會參與運動。正是由於這兩個現象的重合使得團體內產生菁英，也使得菁英很難打破。
這些朋友群體在團體可能會設定的正式溝通管道之外發揮著溝通網絡的功能。如果團體沒有正式溝通管道，則朋友群體則成為唯一的溝通網絡。因為這些人是朋友，因為這些人共享一些價值和傾向，因為她們有私交，而且在做決定時會諮詢彼此的意見，所以參與在網絡中的這些人在團體中的權力比沒在網絡中的人大。而且，幾乎沒有團體不會在內部透過彼此交的朋友產生某些非正式溝通網絡。有些團體，視其規模大小而定，可能有不只一個這種非正式溝通網絡。這些網絡甚至可能會重疊。當團體內只有一個這種網絡，它就成為一個「無架構」團體的菁英群體，不管其參與者是否願意成為菁英。如果這個網絡是在一個有架構的團體內，依架構的性質和網絡成員的組成而定，它可能成為菁英，也可能不會。如果團體內有兩個或更多這種朋友網絡，它們可能會彼此競爭，而形成派系，也可能會刻意退出競爭，而使其中一個網絡形成菁英。在有架構的團體內，這種朋友網絡通常會為取得正式權力而競爭。這是最健康的情形，因為團體其他成員就會處在仲兩個權力競逐者之間的裁者的角色，而得以對那些她們暫時託付信任的人提出要求。
非正式溝通網絡不可避免的菁英主義和排他性質既不是婦女解放運動特有的新現象，對女人來說也並不陌生。幾世紀以來，這種非正式關係一直把女性排除在外，使她們無法完整參與她們參加的團體。在很多專業領域或組織內，這些網絡打造了「男更衣室」心態（locker room mentality）以及「兄弟掛」（”old school” ties），這些都有效地把作為一個群體的女性（以及個別男性）排除在核心之外，使她們無法平等地享有權力的來源與社會報酬。過去的女性運動投注大量的心力要把各種組織的決策與幹部選舉過程正式化，從而使得她們可以直接挑戰排斥女性的作法。我們都很明白，這些努力仍然無法防止非正式的純男性網絡歧視女性，但是至少這種歧視現在比較困難。
菁英群體，並單單不因為它的非正式性質，就讓人看不見。在任何小團體會議中，耳聰目明的人總是能分辨誰在影響誰。朋友群體的成員們彼此之間要遠比和外人契合。對彼此，她們比較注意傾聽、比較少打斷發言；她們會重複彼此的論點而且會善意地讓步；她們往往忽視「外人」的意見或與外人爭論，而「外人」的同意對形成決策不見得需要。但是，「圈內人」也必須與「外人」保持好關係。當然，圈子的界線不如我在此說的那麼明晰；那是互動上的一些微妙細節，而不是預先寫好的腳本。但界線總是分辨得出來，而且有其作用。只要知道了形成決定前非跟誰商量不可、誰的同意會讓整個團體的採納決定拍板定案，我們就知道誰才是主導者。
既然〔1970年代美國激進婦女〕運動團體從未具體決定團體內部誰該行使權力，全國各地的團體往往採納各式各樣的範疇來規範這件事。大部分的範疇是依循著傳統的女性特質。例如，在運動早期，結婚通常是進入非正式菁英群體的先決條件。傳統上，女性們往往被教導說已婚婦女比較容易彼此產生連帶，而她們覺得單身婦女的威脅性太大，很難成為真正的朋友。在很多城市〔的婦女運動團體〕中，這個條件進一步縮小到只包括嫁給新左派男人的女人。然而，形成這個標準的不只是傳統，因為新左派男人通常能弄到運動所需的各種資源──郵寄通訊錄、印刷設備、人脈與資訊等等──而當時女性習慣透過男人得到資源，而不是自備糧草。隨著運動逐漸的改變，婚姻愈來愈不成為有效參與菁英群體的普遍條件，但是所有的非正式菁英群體都有些標準，使得只有擁有特定物質條件或個人特質的女人可以加入。這些標準包括了：中產階級背景（雖然運動的修辭不斷地說要聯繫工人階級）；已婚；雖未婚但與伴侶同居；大學畢業或至少有些大學經歷；「酷」；太「酷」；抱持著某種「激進」的政治路線或認同；沒小孩；具有一些「陰柔」人格特質，如 ”nice” (親切厚道)；穿著打扮合宜（不管是依傳統或反傳統風格）；等等。有些特質幾乎一定會被貼上「不對勁」的標籤，因此要盡量避免。這些包括：太老；全職工作，特別是對「事業」抱企圖心的人；不nice；決志的單身主義（就是說，既非同性戀也非異性戀）。
還有其他的範疇可能會被採納，但是它們都有共通的主題。參與運動的非正式菁英群體從而運作權力的標準前提往往與個人的背景、人格特質、或時間分配有關；而與個人的能力、對女性主義的獻身、才能或對運動的潛在貢獻無關。前一種是人們通常選擇朋友時會用的標準；後者則是任何真的想要發揮影響力的運動或組織必須採用的標準。
每個菁英群體接納成員的標準或許不盡相同，但是要被它們接納的方法則大致一樣。唯一主要的分別是一個人是從一開始就屬於菁英群體，還是後來加入的。如果你一開始加入，那麼拉越多熟人加入越好。如果大家都還不太熟，那你得刻意地與特定的成員搞熟並建立非正式結構所需要的非正式互動模式。一旦形成了非正式模式，這些模式會自我維續，而最成功的維續戰術是持續地吸收「適合」的人。加入這種菁英團體跟加入姊妹會差不多。如果被看做對群體是「正數」，一個人會被非正式架構的成員試著拉入夥，最後要不是退出，就是加入。如果這個姊妹會沒有在政治上覺醒到積極從事這種吸收工作，則這種程序可能由外人發動，就像人家加入私人俱樂部一樣。找個介紹人，即選擇一位看來在菁英群體內受尊敬的人，積極地經營與她的個人友誼。最後，她終究會把妳帶進這個圈子內。
這些程序都需要時間。所以，如果妳有全職工作或者有擔負類似的重大責任，通常妳不可能加入，因為妳就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去開會、去培養讓妳能在決策中說得上話的個人關係。這就是為什麼正式架構對工作過度的人很有裨益。正式的決策過程常能保證每個人都能多多少少參與在內。
雖然我這些對小團體內形成菁英群體的解剖是採批判觀點的，我並不認為這些非正式架構一定是壞的──我只是說它們一定會存在而已。所有的團體都會由於成員的互動而形成非正式架構。這些非正式架構可以發揮很積極的作用。但是只有「無架構」的團體會徹底地讓非正式架構掌控。一旦非正式菁英群體與「無架構」的神話結合在一起，就不會出現試圖限制它們行使權力的嘗試。菁英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我們必須瞭解這種狀況的兩個潛在的負面後果。第一個問題是：非正式架構的決策很像姊妹會，人們聽彼此的話，因為她們彼此喜歡對方，而不是因為那些發言有什麼重要性。如果運動並不做什麼重要的事，這還不要緊。但是如果不希望運動被困在這個草創期，這種傾向勢必得修正。第二個問題是：非正式架構不對整個團體負責。她們的權力不是被賦予的，從而也不能被取消。她們的影響力不來自於她們為團體所做的事，因而她們也不能直接被團體影響。並不是說非正式架構必然就不負責任。試圖維持自己影響力的人通常會試著負起責任。但是團體就是無法督促人負責；負不負責端視菁英的興趣與利益。
「明星」體制
「無架構」的想法創造了「明星」體制。我們所身處的社會期待政治團體做決策並選擇一些人對大眾闡明這些決策。媒體和大眾不知道如何嚴肅地聽個別女性做為女性想說的話；他們想知道運動團體到底有什麼感覺。目前為止社會上只有三種確立群眾集體意見的技術：選舉或公投、民意調查、以及適當的會議所選舉的團體發言人。婦女解放運動目前對這三種與大眾溝通的方式都不採用。整個運動或者運動內形形色色的團體都沒有建立向大眾解釋種種他們對議題的意見的方法。但是被制約的大眾老是在找發言人。
雖然並未有意識地指定發言人，我們的運動丟出了許多由於各種原因吸引公眾目光的女性。這些女性並不代表哪個特定團體或既定的集體意見；她們自己知道，也都這麼說。但是由於媒體想知道我們運動對某個議題的立場時找不到正式發言人或任何決策機構可以訪問，這些女性就被當成了發言人。因而，不管她們喜不喜歡、不管我們的運動喜不喜歡，這些公眾矚目的女人就被自然而然地安在發言人的位置上了。
這是對這些被貼上「明星」標籤的女人的遠懟的主要來源之一。由於她們並未被運動中的女性選擇來呈現運動的觀點，當她們被媒體假設說她們代表整個運動發言時，運動成員會怨恨她們。但是，只要運動一直沒有選擇自己的發言人，這些女性就會一直被媒體和大眾當成發言人，不管她們自己要不要。
這對運動和被貼上「明星」標籤的女性都有嚴重的負面後果。首先，因為運動並未賦予她們發言人的職位，運動也無法取消她們的位置。是媒體把她們當成明星，也只有媒體能選擇不聽她們的發言。只要媒體找不到足以代表運動的權威發言與聲明，它們會一直到處找「明星」。只要我們的運動還相信它根本不應該有代表人，運動就無法控制誰被選擇來對大眾代表我們的運動。其次，被架到明星位置上的女性常常發現她們被自己的姊妹們無情攻擊。這對運動一點好處都沒有，而且對被捲進去的人來說非常痛苦。這種攻擊要不是導致這些女性帶著苦澀的疏離感而永遠離開運動，就是使得她們不再覺得必須對所謂的「姊妹」負責。她或許還維持著對模模糊糊地定義的運動的某種忠誠感，但是她再也不會輕易被運動中的其她女性的壓力影響。只有受虐狂會對為她帶來這種痛苦的人還覺得有責任，而這些女性通常太堅強了，不會對這種個人壓力低頭。從而，對「明星」體制的反挫事實上鼓勵了我們運動一向譴責的那種個人主義式的不負責任。把一位姊妹當成「明星」趕出運動，使得我們的運動對她失去任何控制，然後她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犯下她被指控的任何個人主義惡行。
政治無能
無架構的團體很有效地使得女性可以訴說自己的生命經驗；但是做事情很不行。當人們厭倦了「空談」而想要起而行動的時候，這些團體就亂了陣腳，出非它們改變其運作方式的性質。有時候，發展起來的團體內的非正式架構恰好符合團體的需要，而填補了所需的功能，使得無架構的團體顯得好像有用。換句話說，這個團體很幸運地發展出恰好適合執行某個特定計畫的某種架構。
在這樣的團體中工作會帶來很強的興奮感，但這也是很少見的、很難複製的。這種團體必然要符合下列四項條件：
1) 任務導向：它的功能很狹隘、很特定，例如舉辦一場會議或出版一份刊物。任務基本上組織起了團體。任務決定了什麼事在什麼時候必須做到。任務提供了一個指引，讓人可以判斷她們該做的行動以及未來的活動。
2) 團體相對地小而同質性高：參與者需要同質性來保證有可以互動的「共同語言」。從差異極大的背景出身的人們可以為意識提升團體提供豐富性，讓成員可以從彼此的經驗中學習，然而，在一個任務導向的團體中，成員太多元性只會讓她們不斷地互相誤解。這些背景互異的人們會以不同的方式詮釋詞語和行動。她們對彼此的行為有不同的期待，也以不同的標準來評價結果。如果大家互相都熟到能理解這些微妙差異，這些都不成問題。但是，通常這些差異總是導致困惑，以及無止無休的會議來擺平沒人事先想到會發生的衝突。
3) 高度的溝通：在重要的決策過程中，資訊必須傳遞給每個人、意見需要被檢視、工作要分工、而且每個人都必須參與。只有在團體很小，而且在任務的關鍵時刻事實上住在一起的狀況下才辦得到。很顯然地，參與者愈多，要足夠讓每個人都參與決策所需要的溝通量就會成幾何級數上升。無可避免地，這會把團體成員人數限制在5人左右，不然就得把一些人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成功的團體可能大到10到15人，但是她們必須分成幾個小組，每個小組從事部分特定任務、小組成員有重疊，這樣各小組在幹什麼才能流暢地讓其他小組理解。
4) 低度的技能分殊化：不是每個人都得能做每件事，但是每件事至少都要多於一個人可以做。這樣，就沒有人是不可或缺的。一定程度上，人成了可以互換的零件。
善於利用好運的小團體或許能夠符合上述這四個條件，大團體則絕無可能。從而，由於在大部分城市中的整體婦女解放運動跟個別小成長團體一樣無架構，整個運動的效率很難比個別團體所從事的個別任務還高一些。非正式架構鮮少能夠有足夠的凝聚力和內部聯繫以有效地操作整個運動。所以運動產生了一大堆動作而很少有成果。很不幸地，即使那些動作最終歸於徒然，它們並非毫無影響，而是有害的，受害者就是運動本身。
如果不拉進太多人、維持小規模的話，有些團體成功地組織了地方性的行動計畫。但是這種形式把行動限制在地方層次，無法在區域或全國層次上進行。而且，如果要運作順暢的話，這些團體通常就得把自己縮減到只剩原來就在運作團體事務的非正式朋友群體，因而排斥了許多婦女的參與。只要婦女參與運動的唯一管道就是加入某個小團體，孤僻一點的人就必然會吃虧了。只要朋友群體還是組織活動的主要手段，菁英主義就被體制化了。
一個團體如果無法找到地方性計畫來投入，大家相聚在一起本身就成了在一起的唯一目的。如果一個團體沒有任務（意識覺醒也是個任務），裡頭的人們就會把精力花在控制團體的其他成員。絕大多數狀況下，這並不是由於惡意地想要操縱他人，而是由於她們的才能沒有更好的地方好發揮。能幹的人，手上有的是時間、又需要一些理由來合理化為什麼要聚在一起，就把她們的力氣花在人際方面的控制、把時間花在批評團體其他成員的性格。內鬥與個人間的權力遊戲壓倒了一切。當團體找到任務好投入時，人們就會學著接受與其他人依著她們目前的樣子來相處，而把個人好惡服從於更大的目標之下。那種想把每個人改造成自己認為她們該長的樣子的衝動，就有了分寸。
意識覺醒階段的結束讓女性團體成員無處可去，而組織架構的闕如又使她們沒又到達任何地方的工具。運動中的女性們要不把眼光和力氣向內轉、指向自己和她們的姊妹，就得尋求其他行動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不多。有些女性乾脆「自己搞自己的」。這可以產生出許許多多對運動有用的個人創意，但是大多數姊妹沒條件這麼做，而且當然無益於培養集體合作的精神。其他女性則完全淡出運動，因為她們不想發展出自己的個人計畫，又無法發現、參加、或發起能提起她們興趣的集體計畫。
很多人轉而投入其他政治組織以尋求婦女運動中找不到的架構、有效率的行動、和其他元素。對這些只把婦女解放當成女性應該投入的各種議題之一的政治組織因而能夠把婦女解放運動當成一個極佳的新成員招募場所。這些組織不需要「滲透」進運動，雖然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女性們透過成為婦女解放運動的一員而產生的對有意義的政治活動的渴求本身就足以讓她們在我們的運動無法提供適當出路給她們的新想法與能量時，急於加入其他組織。這些加入其他政治組織又留在婦女解放運動、或是加入婦女解放運動又留在其他政治組織的女性，又成了新的非正式架構的來源。這些友誼網絡是植基於她們共享的非女性主義政治信念，而不是我之前討論的那些因素，但是運作方式大致是一樣的。由於這些女性共享著一套價值、想法與政治傾向，她們也變成了非正式、無計畫、沒人推選出來的不負責任的菁英──不管她們自己願不願意。
這些新的非正式菁英常被不同運動團體內舊的非正式菁英視為威脅。這是正確的。 這種政治取向的網絡往往不甘於像許多舊菁英一樣僅僅停留在「姊妹會」的層次，而積極地想要推廣宣傳她們的政治與女性主義思想。這很自然，但是它對婦女解放的影響從來沒有被適切地討論過。舊菁英很少會願意把這些差異公開化，因為這樣就會暴露了她們自己所扮演的團體內部非正式架構的角色。
很多非正式菁英都躲藏在「反菁英主義」與「非架構組織」的大旗之下。要有效地迎戰其他非正式架構的挑戰，她們就得公開自己的身份，而這可能會帶來很多危險的後果。從而，要維繫她們自己的權力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對方貼上「共產黨」、「改良主義」、「同性戀」、「反同性戀」等等標籤，然後把她們排除在外。其他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團體正式地架構化，從而把原來的權力架構正式化。而這往往辦不到。如果這個團體的非正式菁英以往有良好的架構而且運作著較大的權力，正式化的任務也許可行。這些團體也許有多少有效率的政治活動的歷史，這表示非正式架構運作得夠好，可以取代正式架構。架構化不會改變它的運作方式太多，雖然權力架構的正式化的確會為正式的挑戰開了一扇門。然而，正是那些最需要架構的團體最無法打造出自己的架構。它們的非正式架構形成得不太好，而「無架構」的意識型態又使得它們很不願意改變戰術。一個團體越「非架構」、越缺乏非正式架構、而且越信奉「無架構」的意識型態，它就越容易被一群政治上有同志關係的人接收下來。
由於整體婦女解放運動和它大部分的成員團體一樣「非架構」，整個運動同樣地容易臣服於間接的影響。但是在現象上有所不同。在地方層次上，大多數團體可以自主運作；但是只有有全國性組織的團體可以組織發動全國性的活動。因此，有架構的女性主義組織往往提供了全國女性主義活動的方向，而這些方向是由這些組織自己的優先順序來決定的。就是只有類似NOW（全國婦女組織）、WEAL [2]這些大組織以及一些左翼婦女政團有能力發動一場全國抗爭。形形色色非架構的婦女解放團體可以選擇支不支持全國性抗爭，但是它們沒辦法自己發動這種規模的抗爭。就這樣，小團體的成員們成了有架構大組織之下的小卒。堅持非架構的團體無法拿運動的豐沛資源來支持它設定的優先目標，它甚至沒辦法決定優先目標是什麼。
越無結構的運動越無法控制自身發展的方向以及它所從事的政治行動。這不表示它的想法不會傳播。如果媒體有一些興趣而社會條件又適合，這些想法還是會廣泛為人所知但是想法的傳播不表示這些想法就會被實踐，而只意味著人們會廣為談論。如果所需要的行動是個人就辦得到的，或許有人會真的去實踐；但是如果需要的是協調一致的政治力量，那就不可能了。
只要婦女解放運動還專注於一種強調小群朋友間鬆散的討論的組織型態，它就還察覺不到「非結構」最糟的問題。但是這種組織風格有其限制：政治上無力、排他性強、而且歧視那些並沒有或者無法打入友誼網絡的女人。那些由於階級、種族、職業、教育程度、婚姻或撫養子女、性格等等因素而與既存友誼網絡合不來的人注定會被排斥參與運動。而那些合得來的人則會有高度意願要維持現狀。
非正式群體的既得利益靠著非正式架構來維繫，從而運動無法決定到底誰能在運動內行使權力。如果運動繼續故意故選擇誰來掌權，權力並不會就此被廢除。這樣做廢除的只是運動成員要求行使權力和影響的人們向她們負責的權利。如果運動由於知道它無法要求掌權者負責，就把權力盡可能地分散，這樣是可以防止任何群體或個人完全宰制運動。但同時這也使得運動變得毫無效率。我們得在宰制和無效率之間找個中間點才行。
這些問題在當前已經無可閃避，因為運動的性質不可避免地改變了。意識覺醒作為婦女解放運動的主要功能已經過時了。由於過去兩年來媒體密集的報導和無數地上書籍和文章的發行流通，「婦女解放」這個詞已經家喻戶曉。很多人在討論我們的議題、很多人組成了與任何運動團體都沒有聯繫的討非正式論小組。我們的運動必須前進、挑起其他的任務。現在，我們的運動需要找出議題的優先順序、闡明它的種種目標、並協調一致地追求其目標。要達到這些，我們必須在地方、區域以及全國層次上組織起來。
民主架構的原則
只要我們的運動不再執著於「無架構」的意識型態，它就可以自由地發展出最適合其健康運作的各種組織型態。這不表示我們就得走到另一個極端而盲目模仿傳統的組織型態。但是我們也不應該盲目地全盤排斥它們。一些傳統的組織技術雖非完美，但應該會很有用；有些傳統組織技巧會提供我們一些洞見，可用來思考該做些什麼、又該避免什麼，才能讓運動中的個人以最少的代價達到特定目標。大多時候，我們會需要試驗各種不同的架構並發展多樣的技巧來適應不同的情況。我們的運動中發展出來的「抽籤制度」（Lot System, 以抽籤來隨機決定分工）就是這樣的一種新思路，它並不適用於所有情況，但有時候會有用。我們還得發展其他關於組織架構的想法。但是在我們能夠明智地進行試驗之前，我們必須接受：架構並不注定就是壞的，只有過度僵化的架構才是壞的。
在我們進行這種嘗試錯誤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注意一些民主架構與政治效率的基本原則：
1) 以民主程序授權給特定的人從事特定的任務。單純依慣例默許人們執掌職位或任務必定不可靠。如果人們是被團體選取來扛起一件任務，最好是在她們表示有興趣與意願之後，她們就許下了很難被忽視的承諾。
2) 要求所有被賦予權威的人對選取她們的人負責。這是團體對掌權的人維持控制的方法。個人可以行使權力，但是團體對於權力如何行使要有最終決定權。
3) 把權力盡可能地分散給很多人。這可以防止壟斷權力，同時要求掌權者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必須諮詢很多人的意見。這也給很多人有機會這也給很多人有機會去承擔特定的任務、學習不同的技能。
4) 任務必須輪流。 一個人正式或非正式地負責一件事使得這事看來像她的「財產」，團體就很難解除或控制這件任務。反過來說，如果任務輪換得太頻繁，個人就沒有足夠的時間學會做她的工作並從辦妥事情中得到滿足感。
5) 依理性的標準來分配任務。不管是因為團體喜歡某人而給她某個職位，或是因為大家討厭某人而給她苦差事，長遠來說，對團體、對個人都沒有好處。選擇的主要考量必須是能力、興趣與責任。人都需要有機會學習她們不會的技能，但是這最好是通過某種「學徒制」，而不是把人丟下水叫她自己學游泳。承擔一件自己無法掌握的責任會使人喪氣。反過來說，被排斥而不能做自己能做得好的事使人無法發展自己的技能。女性在人類歷史上太常因為太能幹而招來懲罰；我們的運動無須重複這種事。
6) 盡可能頻繁地讓每個人獲知訊息。資訊是權力。獲取資訊會增強一個人的權力。如果一個非正式網絡在團體之外、在她們內部散佈資訊，她們就已經在團體沒有參與之下開始形成意見了。一個人對於事情如何進行、正在發生什麼事越能掌握，她就越能夠發揮政治效率。
7) 讓團體成員平等地使用所需的資源。這不一定總是辦得到，但是我們應該努力達成。如果一個成員壟斷了某個團體運作需要的資源（像是某人丈夫擁有的印刷機或沖洗暗房）會不恰當地影響這些資源的運用。技能和資訊也是資源。團體成員必須願意把她們各自懂得的教給其他成員，這樣技能才能平等地讓成員們共享。
遵守了這些原則，不管各個不同的運動團體發展出什麼組織架構，這些架構都能對團體負責、受團體控制。掌權的人們會是分散、有彈性、開放、而且是暫時的。她們不能輕易地將她們的權力成為慣例，因為最終的決定是由整個團體共同做出的，團體可以決定誰要在裡頭行使權威。
2007年11月8日 星期四
<轉貼>綠手指上的灰指甲（內湖慈濟保護區開發案）
引用網址:
http://www.peopo.org/portal.php?op=viewPost&articleId=8202
台北市內湖區，大湖公園旁的這塊基地，現在仍是台北市土地分區使用管制中屬於保護區的範圍。佛教社福團體「慈濟基金會」，正準備將保護區變更成社會福利特定專用區，目前，慈濟計畫在該地興建國際志工大樓。
基地後方，仍住有30多位居民，2007年10月6日，強烈颱風柯羅莎過境台北，一天之內降下兩百多公釐的雨水，基地下方的涵洞，無法將瞬間彙集的雨水排出，基地後方農民的作物，淹沒在排水不及的豪雨之中。為何慈濟要選擇一塊保護區的基地上，興建社會福利專用區？慈濟為了開發案，堅持了十年，為何十年前，居民公投反對，十年後，環保團體抗議之下，卻仍然堅持開發？
慈濟內湖開發案到底隱藏了什麼問題？
影片內文：
台北市內湖區， 大湖公園旁的這塊基地，現在仍是台北市土地分區使用管制中屬於保護區的範圍。
佛教社福團體「慈濟基金會」，正準備將保護區變更成社會福利特定專用區，目前，慈濟計畫在該地興建國際志工大樓。
基地後方，仍住有30多位居民，2007年10月6日，強烈颱風柯羅莎過境台北，一天之內降下兩百多公釐的雨水，基地下方的涵洞，無法將瞬間彙集的雨水排出，基地後方農民的作物，淹沒在排水不及的豪雨之中。為何慈濟要選擇一塊保護區的基地上，興建社會福利專用區？慈濟為了開發案，堅持了十年，為何十年前，居民公投反對，十年後，環保團體抗議之下，卻仍然堅持開發？
慈濟內湖開發案到底隱藏了什麼問題？開發基地位於山坡指狀延伸地形與盆地交界處，基地原是接連大湖的兩塊小湖，又稱為「溜地」。
是早期灌溉用的塘陴。
郭瓊瑩：
這邊是七星水利會台北非常重要的灌溉系統，他有一個埤
這邊有很多農民都世代住在這個地方。那你這邊如果開發了，其他就被阻絕在上面，那我覺得這裡面其實系統性的排水，並沒有完整的解決、周延的去看待，這就是坡腳阿，都是水路的最末稍，當然就是一個環境敏感地區溜地上游屬於米粉坑溪與大溝溪的流域，由於是谷地集水區與順向坡地形，整體基地範圍都屬於環境敏感地帶。
早在民國62年，「七星農田水利會」就將該地賣給了「新陸觀光公司」，當地居民傳言，當時國民黨政要「蔣緯國」是「新陸」公司幕後的支持者。
郭坤祥：
對，聽說好像也是他們官家子弟的，所以說有時候左手搬到右手
右手又丟給左手就丟來丟去，這有時真的是很不合理
廖信東：
當初在耕種的時候，他實際這塊的話他是一個湖泊，那湖泊的話我上面其實這個綠白色這個格子狀的話是我們種植的東西的地方，後來就是非法填土，非法填土之後對不對，上游變的說會淹水，下大雨連下個三四天，他就是會淹水
他如果淹的話對不對，淹的話差不多淹這麼高，你這邊在種什麼東西也沒也辦法收成阿，你這邊辛辛苦苦播種，然後...
「新陸公司」在未經政府核可的情況下，將仍有滯洪功能的溜地，填高五到八公尺。違法經營了「翡翠湖俱樂部」。（還缺一些這方面的影像資料）
陳添賜：
對，這就是他們北基地，都是湖。他們原先低於我們的田三公尺
阿現在填起來高我們兩公尺，所以我們變成低窪地區
郭坤祥：
基地當初當然新陸開發公司他買了這塊地之後，他有兩度的申請
第一次申請是要規劃要蓋大樓要蓋住宅，然後因為這個部分當初有大湖山莊比較資深的國代，反對這樣的開發案，所以他這個部分就沒有完成。緊臨翡翠湖俱樂部的是「國會山莊」 是當時執政的國民黨為了安置國大代表與立法委員，用都市計畫邊更的方式，將同屬於保護區的山坡地變更成住宅區。民國68年，動工興建「國會山莊」，現則稱為「大湖山莊」。
民國86年，慈濟向新陸觀光購得土地，準備興建兒童醫院。根據新新聞雜誌606期的報導指出，當時台北市都發局副局長李繁彥先生說，
「保護區是可以開發的。」
廖本全：
那再來是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講得很清楚阿。保護區是做什麼用。為國土保安、水土保持、維護天然資源及保護生態功能而劃定之分區。所以我就問台北市政府嘛，你為什麼會同意？當然台北市政府一定會告訴你說我沒有同意！我們現在在都委會我們尊重委員的決議。可是問題是我們從這個一系列的脈絡裡頭，可以讀出台北市政你心裡在想什麼！
慈濟購地不久後，溫妮颱風侵台，在汐止開挖山坡地與順向坡興建的林肯大郡因此崩塌，大湖山莊當時嚴重積水，社區裡卓家三口溺斃喪生。
溫泥風災後， 內湖當地居民舉辦公投抗議慈濟興建醫院，建議興建水保公園， 居民抗議後，慈濟醫院的規劃因而轉到台北縣新店動工。
但是，違法填土的基地，政府並沒有處理！ 基地環境敏感的特質也並沒有消失！週遭的積水問題當然也沒有改善。
民國90年， 納莉颱風來襲，台北市災情慘重。當時大湖公園水閘門因人為疏失無法開啟又再度造成大湖山莊嚴重水患，淹水狀況超過溫泥颱風的淹水高度。並且也同樣造成人民傷亡。為了防止災害再度發生，大湖山莊上游以生態工法整治了米粉坑溪與大溝溪，雖然大湖山莊淹水情況已經改善，但，今年6月的一場豪大雨以及秋颱柯羅莎，
還是造成基地後方低窪農地淹水。
農民淹水問題無法解決， 而慈濟內湖社會福利專用區開發案，
正準備在台北市都市審查會議中闖關。除了環境敏感問題以外，
社會各界遇到慈濟的開發案也同樣非常敏感。 當有媒體記者報導慈濟開發相關問題時，卻往往會因為種種因素，讓新聞無法見報。
媒體記者：
有負面的影響時後他們會先去消音跟消毒，他們會用兩種方式，一個是打電話到報社高層，除了對記者小動作之外，會打電話給報社的高層，或者是電視台的高層、媒體的高層。第二個動作就是親自的拜會
可能是社長、可能是董事長，可能是電視台台長，廣播電台台長等等不一定。那這兩個動作是非常的有效，只要他去電說明了之後，通常這則新聞隔天的命運就是，「再見」！
慈濟志業，眾人肯定，但是成就志業的開發案與對待環境的態度，
似乎不能混為一談。雖然基地的問題並非慈濟所造成，但台北市政府無力解決當初違法填土問題，卻採用個案變更方式讓社福團體開發當地。
在法律上、政府與慈濟都能找到適法管道，
在技術上、人造工程或許能抵擋自然災害，
慈濟開發案倘若過關，屬於環境敏感地帶的大湖地區，再度發生不可預期的自然災害，慈濟志工們必須救援國際志工大樓， 這，不是上演一齣社會福利荒謬劇嗎！？
十年前、台北縣汐止「林肯大郡」倒塌，
六年前、台北市天母也有保護區變更住宅區的「六之六」案例，
最近，辛亥隧道上的「中埔山」也有開發案，
這些案例，都一再挑戰著政府與開發單位，如何誠實的面對「環境正義」與「人民權益」的問題！不管是社福團體或商業開發單位，
都不該只是為了開發案，力求突破都市計畫審查或閃避環境影響評估 。
政府是否能替人民生命嚴格把關？公民大眾是否有瞭解週遭公共議題的機會？我們希望藉由慈濟內湖開發案，再度檢視政府與民間社福團體的問題。
灰指甲的造成並非一時一日，治療灰指甲也不能急就章，因為自己的忽略與漠視，我們也可能是灰指甲感染的病原。
不論開發案通過與否？或許！我們能再花點時間，再用點氣力，參與，並且瞭解生活周圍的公共議題，讓自己的聲音不會再度淹沒。
延伸閱讀：
相關資料歡迎參考「行動者影像資料庫」
http://avwiki.no-i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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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內湖區，大湖公園旁的這塊基地，現在仍是台北市土地分區使用管制中屬於保護區的範圍。佛教社福團體「慈濟基金會」，正準備將保護區變更成社會福利特定專用區，目前，慈濟計畫在該地興建國際志工大樓。
基地後方，仍住有30多位居民，2007年10月6日，強烈颱風柯羅莎過境台北，一天之內降下兩百多公釐的雨水，基地下方的涵洞，無法將瞬間彙集的雨水排出，基地後方農民的作物，淹沒在排水不及的豪雨之中。為何慈濟要選擇一塊保護區的基地上，興建社會福利專用區？慈濟為了開發案，堅持了十年，為何十年前，居民公投反對，十年後，環保團體抗議之下，卻仍然堅持開發？
慈濟內湖開發案到底隱藏了什麼問題？
影片內文：
台北市內湖區， 大湖公園旁的這塊基地，現在仍是台北市土地分區使用管制中屬於保護區的範圍。
佛教社福團體「慈濟基金會」，正準備將保護區變更成社會福利特定專用區，目前，慈濟計畫在該地興建國際志工大樓。
基地後方，仍住有30多位居民，2007年10月6日，強烈颱風柯羅莎過境台北，一天之內降下兩百多公釐的雨水，基地下方的涵洞，無法將瞬間彙集的雨水排出，基地後方農民的作物，淹沒在排水不及的豪雨之中。為何慈濟要選擇一塊保護區的基地上，興建社會福利專用區？慈濟為了開發案，堅持了十年，為何十年前，居民公投反對，十年後，環保團體抗議之下，卻仍然堅持開發？
慈濟內湖開發案到底隱藏了什麼問題？開發基地位於山坡指狀延伸地形與盆地交界處，基地原是接連大湖的兩塊小湖，又稱為「溜地」。
是早期灌溉用的塘陴。
郭瓊瑩：
這邊是七星水利會台北非常重要的灌溉系統，他有一個埤
這邊有很多農民都世代住在這個地方。那你這邊如果開發了，其他就被阻絕在上面，那我覺得這裡面其實系統性的排水，並沒有完整的解決、周延的去看待，這就是坡腳阿，都是水路的最末稍，當然就是一個環境敏感地區溜地上游屬於米粉坑溪與大溝溪的流域，由於是谷地集水區與順向坡地形，整體基地範圍都屬於環境敏感地帶。
早在民國62年，「七星農田水利會」就將該地賣給了「新陸觀光公司」，當地居民傳言，當時國民黨政要「蔣緯國」是「新陸」公司幕後的支持者。
郭坤祥：
對，聽說好像也是他們官家子弟的，所以說有時候左手搬到右手
右手又丟給左手就丟來丟去，這有時真的是很不合理
廖信東：
當初在耕種的時候，他實際這塊的話他是一個湖泊，那湖泊的話我上面其實這個綠白色這個格子狀的話是我們種植的東西的地方，後來就是非法填土，非法填土之後對不對，上游變的說會淹水，下大雨連下個三四天，他就是會淹水
他如果淹的話對不對，淹的話差不多淹這麼高，你這邊在種什麼東西也沒也辦法收成阿，你這邊辛辛苦苦播種，然後...
「新陸公司」在未經政府核可的情況下，將仍有滯洪功能的溜地，填高五到八公尺。違法經營了「翡翠湖俱樂部」。（還缺一些這方面的影像資料）
陳添賜：
對，這就是他們北基地，都是湖。他們原先低於我們的田三公尺
阿現在填起來高我們兩公尺，所以我們變成低窪地區
郭坤祥：
基地當初當然新陸開發公司他買了這塊地之後，他有兩度的申請
第一次申請是要規劃要蓋大樓要蓋住宅，然後因為這個部分當初有大湖山莊比較資深的國代，反對這樣的開發案，所以他這個部分就沒有完成。緊臨翡翠湖俱樂部的是「國會山莊」 是當時執政的國民黨為了安置國大代表與立法委員，用都市計畫邊更的方式，將同屬於保護區的山坡地變更成住宅區。民國68年，動工興建「國會山莊」，現則稱為「大湖山莊」。
民國86年，慈濟向新陸觀光購得土地，準備興建兒童醫院。根據新新聞雜誌606期的報導指出，當時台北市都發局副局長李繁彥先生說，
「保護區是可以開發的。」
廖本全：
那再來是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講得很清楚阿。保護區是做什麼用。為國土保安、水土保持、維護天然資源及保護生態功能而劃定之分區。所以我就問台北市政府嘛，你為什麼會同意？當然台北市政府一定會告訴你說我沒有同意！我們現在在都委會我們尊重委員的決議。可是問題是我們從這個一系列的脈絡裡頭，可以讀出台北市政你心裡在想什麼！
慈濟購地不久後，溫妮颱風侵台，在汐止開挖山坡地與順向坡興建的林肯大郡因此崩塌，大湖山莊當時嚴重積水，社區裡卓家三口溺斃喪生。
溫泥風災後， 內湖當地居民舉辦公投抗議慈濟興建醫院，建議興建水保公園， 居民抗議後，慈濟醫院的規劃因而轉到台北縣新店動工。
但是，違法填土的基地，政府並沒有處理！ 基地環境敏感的特質也並沒有消失！週遭的積水問題當然也沒有改善。
民國90年， 納莉颱風來襲，台北市災情慘重。當時大湖公園水閘門因人為疏失無法開啟又再度造成大湖山莊嚴重水患，淹水狀況超過溫泥颱風的淹水高度。並且也同樣造成人民傷亡。為了防止災害再度發生，大湖山莊上游以生態工法整治了米粉坑溪與大溝溪，雖然大湖山莊淹水情況已經改善，但，今年6月的一場豪大雨以及秋颱柯羅莎，
還是造成基地後方低窪農地淹水。
農民淹水問題無法解決， 而慈濟內湖社會福利專用區開發案，
正準備在台北市都市審查會議中闖關。除了環境敏感問題以外，
社會各界遇到慈濟的開發案也同樣非常敏感。 當有媒體記者報導慈濟開發相關問題時，卻往往會因為種種因素，讓新聞無法見報。
媒體記者：
有負面的影響時後他們會先去消音跟消毒，他們會用兩種方式，一個是打電話到報社高層，除了對記者小動作之外，會打電話給報社的高層，或者是電視台的高層、媒體的高層。第二個動作就是親自的拜會
可能是社長、可能是董事長，可能是電視台台長，廣播電台台長等等不一定。那這兩個動作是非常的有效，只要他去電說明了之後，通常這則新聞隔天的命運就是，「再見」！
慈濟志業，眾人肯定，但是成就志業的開發案與對待環境的態度，
似乎不能混為一談。雖然基地的問題並非慈濟所造成，但台北市政府無力解決當初違法填土問題，卻採用個案變更方式讓社福團體開發當地。
在法律上、政府與慈濟都能找到適法管道，
在技術上、人造工程或許能抵擋自然災害，
慈濟開發案倘若過關，屬於環境敏感地帶的大湖地區，再度發生不可預期的自然災害，慈濟志工們必須救援國際志工大樓， 這，不是上演一齣社會福利荒謬劇嗎！？
十年前、台北縣汐止「林肯大郡」倒塌，
六年前、台北市天母也有保護區變更住宅區的「六之六」案例，
最近，辛亥隧道上的「中埔山」也有開發案，
這些案例，都一再挑戰著政府與開發單位，如何誠實的面對「環境正義」與「人民權益」的問題！不管是社福團體或商業開發單位，
都不該只是為了開發案，力求突破都市計畫審查或閃避環境影響評估 。
政府是否能替人民生命嚴格把關？公民大眾是否有瞭解週遭公共議題的機會？我們希望藉由慈濟內湖開發案，再度檢視政府與民間社福團體的問題。
灰指甲的造成並非一時一日，治療灰指甲也不能急就章，因為自己的忽略與漠視，我們也可能是灰指甲感染的病原。
不論開發案通過與否？或許！我們能再花點時間，再用點氣力，參與，並且瞭解生活周圍的公共議題，讓自己的聲音不會再度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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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28日 星期日
2007年5月23日 星期三
<轉貼>五十年來家國 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龍應台)
☉龍應台
----------------------------------------------------------------------
——龍應台，請你放過台灣，你那種「傳統」只是你個人（寫作）「生存」
的必要，請讓我們台灣繼續「閉塞」，維持「內向性」不變，這樣才不會跟「中
國」一樣！如果沒有親中國媒體的搗蛋，我們就能用我們台灣的特色吸引國際的
注意，得到國際間政治文化的認同，這才叫做台灣已國際化。
——台灣有根嗎？
漢人來了驅趕原住民
日本人來了壓榨大家
外省人來了又壓制本省人
民進黨來了反壓制外省人
無止無息地破壞得來不易的傳統
——一群來自世界各國的高中生夏令營，有一晚要表演各國傳統婚禮服飾。我
就在想，台灣跟大陸會撞衫嗎？結果是大陸學生穿了傳統中國新娘服，而台灣學
生穿了原住民的服飾，表演的是原住民的甩頭舞；那個當下，我愣住了……我對
自己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的身份給搞糊塗了。
——國際化難道只是政府的事
還是政府反而是國際化最大的障礙
在十分明顯的民粹主義下
政府掌握了媒體的「議程」
將許多垃圾文化訊息強行置入行銷到我們的眼睛？
——我在學校教書
驚覺老師們的本土化速度比國際化速度更快
部分原因來自於對台灣化的高度支持甚至於對中國化的反感
我想 這更是我們國際化的危機來源之一
——我是一個在台灣土生土長常住的外省人第二代。我的先生全家原是二二
八以來自認有悲情因子的台南人，因為大陸開放，外商建廠大陸而前往他們認定
殺豬拔毛假想敵的對岸上海；奇妙的是，敵意不再，國際視野大鳴大放，嚷著台
灣太狹隘、太短淺，台灣的未來會被民進黨的教義給吞噬。
——您這篇文章道盡了身為台灣中堅份子心中長長的無奈。我們家不看新聞，
孩子不補習，不管九年一貫，只管待人接物，只希望他們能獨立思考……如何自
救呢？好像除了自保以外，什麼也沒得做了。以前我很反對移民，現在我努力賺
錢找機會離開。台灣之大，卻沒有我容身之地的感覺。很無奈，很難過……
——朋友轉來您的文章，讀後鼻子發酸，只想找個沒人的地方，大喊幾聲。
——我在美國長大，為了文化認同而選擇回到台灣；沒有想到，我回到了一個
文化模糊的地帶……在美國時我有很多韓國朋友，他們很團結，以自己的文化為
榮，篤定地認為自己代表韓國的未來。這種自我意識在台灣的青年人身上就完全
沒有。台灣，台灣是什麼呢？我不是美國人，不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那
麼，我是什麼呢？
——拜讀您的文章，我有陣陣心酸湧上心頭，心酸於：我們為什麼會這樣？在
朝者總是無力，眼明者總是在野。
——我七年級。當我開始發現這個島嶼的人們逐漸在走向一種瘋狂的同時，我
暗自躲在書齋裡，啃食一本一本的書籍，最後了解到我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的智慧
和價值觀也要被殺伐扭曲……我們這一代人已經不太鳥政治也不太鳥新聞更無意
關心遠方的他鄉正在發生什麼。誰關心什麼文化傳承，誰關心什麼社會是否更好
？您的文章寫得好沒話說，我們看了也深表同意卻也深表遺憾——我們幾乎都未
嘗試就直接選擇放棄了。不知這是否也算我們這一代的悲哀？
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
----------------------------------------------------------------------
〈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人間副刊」）一文
發表十天之內，我收到近兩百封讀者來信，其中三分之一來自台灣以外的天涯海
角。如果說，二十年前《野火集》的讀者來信是憤怒的，憤怒到想拔劍而起，那
麼在〈紫藤〉的讀者來信中，幾乎完全看不見憤怒，多的是沈痛和無奈，無奈到
近乎自暴自棄。最讓我心酸的是這一封，來自一個十八歲的青年：
台灣人有沒有根？ 我覺得沒有根 我覺得很想哭 我的夢 想起飛……
可是一直以來 我活得很辛苦 很辛苦 很辛苦 而且我知道 有更多人比
我更辛苦 更加辛苦 更加倍辛苦 一種黯淡的沈重、一種無助的茫然，幾乎
滲透在每一封信裡，每一封信裡又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 台灣，我們的台灣
，怎麼會變成這樣？
二十一世紀初始的三年，我們看見了許多五十年來不曾見過的事情：最斯文
的教師走上街頭遊行，最憨直的農民漁民上台北抗議，最苦幹的工人綁起白布條
；這是士農工，而商，啊，商人不上街頭，他們用腳直接出走了，留下一棟一棟
的空屋。在生活的挫折下，憤懣激進的人滿載汽油去撞政府大樓求同歸於盡，那
膽小怯懦的便爬上高樓，帶著自己稚幼的兒女，一躍而下求一了百了。貧者愈貧
，富者愈富，不甘於貧又無力於富的人則鋌而走險，持槍行搶。
五十年不曾見過的更是執政者的清晰面目。戒嚴時代，統治者給我們看的是正
氣凜然、威嚴莊重的面目；恐怖的迫害、權力的橫行，都在國家神話的幕後進行
，我們看不見。解嚴之後的國民黨——我們畢竟聰明了一點——讓我們看見的是
一副偽善牧師的嘴臉，嘴裡喊著民主與革新，手上做的卻是金錢與權位的交媾，
復仇與奪權的鬥爭。跨進二十一世紀，我們心中又有憧憬；或許前面的人不善待
這片土地是因為他們不把這裡當家，於是我們讓一個在鄉下長大的孩子「當家」
，讓一個曾經看起來有道德勇氣反抗強權的政黨來執政。然而三年了，我們看見
的，竟然仍是金錢與權位的交媾、復仇與奪權的鬥爭，唯一的不同是，從前或莊
嚴或偽善的面具悍然卸下，權力的野蠻赤裸裸地攤開在陽光下，在我們的眼睛前
，進行。政治人物面孔的醜陋，我們五十年來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見。
這三年中，政治淹沒了台灣。經濟議題變成政治議題——台商變成台奸；疾病
議題變成政治議題——WHO聯合全世界來「打壓」台灣；生態議題變成政治議題
——核四要用還沒有法源依據的公投來決定。這三年中，沒有政策，只有政治；
當重大的「南進政策」提出之後，我們赫然發現，那僅只是為了造成元首出國的
一時風光而製造出來的假政策。這三年中，引領國家前進的技術專業領域——不
管是金融、經濟、工業、研究發展、文化，甚至學術，全面由意識型態「正確」
者接管。這三年中，比從前更多的人相信自己的電話被國家竊聽。這三年中，只
要是權力所需，執政者可以推翻民主程序，扭曲法律解釋，或者根本公然違憲。
這三年中，只有選舉技巧的無休無止的賣弄，沒有靜水流深、穩紮穩打的執政；
只有鞏固政權的措施，沒有鞏固國家的政策；只有權力的操縱，沒有責任的擔當
；只有民意的短線盤算，沒有願景的長程擘畫。這三年的台灣，我們驚慌萬分地
發現：只有眼前，沒有未來。
這三年中，我在公開場合上見到現任總統三次，都是上百、上千個文化人出席
的重大場合。每一次他走進來，絕大多數的人都照樣坐著，沒有幾個人起立表示
尊敬。他尷尬地走到第一排，尷尬地坐下。
是的，台灣是怎麼了？元首是國家的象徵，舉國寄望之所在，沒有哪一個文明
的國家不為他的元首起立的。他的尊嚴就是我們的尊嚴；他的受辱就是我們的受
辱。為什麼，為什麼最講究「禮」和「理」的文化人對我們的元首淡漠以待？
應該崇高的不再崇高，應該尊敬的無法尊敬 ——我悲傷地想著：那受到傷害
的是他，還是我們心中曾有的夢？
我們這一代
十五歲的我住在高雄茄萣鄉，一間簡陋的，沒有廁所也沒有浴室的公家宿舍。
牆壁長滿了壁癌，沒錢粉刷。晚上睡覺時，壁癌像麵粉一樣撲撲剝落，蓋得我一
頭一臉。母親坐在地上結漁網，日日夜夜地結網，手上生了厚繭，有時候會流血
。流血結網得來的錢，就拿去為我繳學費。每天清晨搭客運車，到台南女中上學
。從茄萣經過灣裡、喜樹、鹽埕到台南，那條路千瘡百孔，雨後的坑可以大到摔
一輛腳踏車進去。
今天成為總統的人，當年和我一樣，每天清晨從鄉下，顛簸在坑坑洞洞的鄉路
上，到台南城裡去求學。
我們是在貧窮中長大的一代。他的長輩是困苦的佃農，我的長輩是流離的難民
。我們這一代，站在台灣濕潤的土地上，承受著上一代人流離困苦的汗水淚水，
在默不作聲但是無比深沈的愛中成長。越是貧窮，越是奮發。
一九六○年代，很多人離開這個島嶼，一去不回頭，政治的壓迫和文化的貧血
使他們感覺窒息，選擇棄國。
而我們從懵懂少年轉為心中充滿正義、眼睛見不得黑暗的懷疑者。身邊失蹤的
朋友，被逮捕的同學，遭沒收的書籍，國際上的節節挫敗，都促使我們開始思索
台灣的前途，自己的未來。經過勝利路台南一中的操場，剃著光頭、穿著土黃色
制服像士兵一樣的學生在軍訓教官的哨聲中踢著正步，太陽毒烈，塵土撲面。這
，就是我們的未來嗎？踢正步的學生中有一個叫陳水扁的，鹹鹹的汗水流進眼睛
，心中或許在問一樣的問題。
七○年代，上一代人的胼手胝足有了初步的收穫，經濟起飛了。我們在他們的
庇護下上大學，留學；這「奮發」的一代一轉眼變成教授、律師、經理、總編輯
、作家、企業家……懵懂的不滿、模糊的思索、蠢動的不安，在八○ 年代，明
朗成尖銳的批判、熱情的號召和積極進取的行動。在一九九九年，我曾經這樣描
繪那個年代：
八○年代是「最黑暗也最光明的年代。因為黑暗，所以人們充滿了追求光明的
力氣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時代，奮鬥的目標多麼明確啊。力氣
、激情、目標明確—— 八○年代是理想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只有在得到『光
明』之後，在『光明』中面對自我的黑暗，發現那黑暗更深不可測，我們才進入
了疑慮不安的九○年代，世紀之末。」
八○年代，是我們這一代人開始養兒育女的時候。用盡力氣改變現狀，一方面
因為心中有夢，擺脫過去的壓抑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一方
面因為心中有愛和希望，希望我們天真活潑的下一代在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
的社會裡長大。
然而九○年代帶給我們的，不是希望，是失望。官商的勾結更加嚴重，復仇，
成為政治的核心動力，轉動所有的社會齒輪。族群之間愈撕裂、愈對立、愈聲嘶
力竭，政客愈有資本。政治人物從歷史仇恨的把弄中極盡所能地賺取他要的利益
。
我們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賣台」、「台奸」的指控成為嗜血的鞭子。「
愛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取代了「有沒有能力」、「是不是專業」。不
用腦思考，我們用血思考。文化的法西斯傾向，非但不被唾棄，還被鼓勵；部落
式的族群主義，非但不被開導，還被強調。
被綁架的人民
獨裁者去了，平庸政客戴上民主的面具，囂張上台。因為有民主之名，他們做
的任何事情都有我們的自動背書，我們的背書使他們理直氣壯。在九零年代裡，
我們已經成了被政客綁架的人民。
進入嶄新的世紀，三月的鞭炮聲響，幾千年來第一次，在中華文化歷史上有人
民的直選。身為台灣人，我們覺得可以驕傲；台南鄉下的孩子、南一中踢正步的
少年、我們「奮發」的同代，成為領導人，令人欣喜。他的政黨也曾經有過燃燒
理想的志士，雄才大略的高人，可以期待。
短短的三年，驕傲，變成焦慮。全民工作福祉指數降到十四年來最低，也就是
說，大多數的台灣人覺得生活愈來愈不幸福。而同時，電視台開始播放統獨公投
的宣傳片，宣傳以「新聞」的面貌呈現，只說獨立公投是人民權利，不提台灣特
殊的處境，不提國際情勢的詭譎，不提兩岸關係的險惡，不提任何可能的後果。
短短的三年，欣喜，變成沈重。開放後的中國已經成為美日的最大進口國；日
本針對亞洲各國所做的投資環境評比中，台灣是最後一名，比馬來西亞和泰國還
要落後。而同時，台灣政府在製作「漢賊不兩立」的經濟政策，用意識形態牢牢
圈住經濟。外交，以哄騙賄賂、黑巷交易的方式進行，不謀遠慮只求近功，結果
是讓台灣人一次又一次地在國際上公開受辱。
短短的三年，期待，變成了幻滅：
我們沒有國際觀。不去深入瞭解國際的複雜思維和運作，政府一心一意只想把
我們在國際上的挫折擴大、加強，因為擴大加強了就可以對內製造更多的「同仇
敵慨」，「同仇敵慨」最容易轉化為選票。
對攸關生死的兩岸關係，我們沒有策略沒有格局。唯一的策略是擴大加強中國
的「妖魔化」；因為中國越是妖魔，越可以在島內製造大量的「同仇敵慨」，「
同仇敵慨」，啊，最容易轉化為選票。
我們沒有歷史感。上一代人──不論是你的本省佃農還是我的外省難民──都
曾經彎腰灌溉這片土地，都曾經把淚水汗水滴進泥土裡，都曾經用默不作聲但無
比深沈的愛將我們養大，但是我們對他們不是清算就是忽視，清算或忽視的標準
，就看統治者權力的需要。
我們沒有未來擔當。選票永遠鎖定眼前利益，至於經濟、教育、文化、環境、
海洋資源的長程規劃，帶不來立即的選票和權力，就不是施政的重點。下一代將
面臨一個什麼樣萎縮無力的台灣？讓下一代去承受。
我們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賣台」、「台奸」的指控成為嗜血的鞭子。「愛
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取代了「有沒有能力」、「是不是專業」。不用
腦思考，我們用血思考。文化的法西斯傾向，非但不被唾棄，還被鼓勵；部落式
的族群主義，非但不被開導，還被強調。
我們沒有執政黨。由於是少數政府，權力不穩信心不足，奪權成為念茲在茲的
核心思維，國家施政淪為游擊隊式的出草。
我們沒有在野黨。五十年的享有權力使人肥大懶惰，反應遲鈍；失去權力之後
也提不出任何新思維新政策，看不出任何新擔當新格局，他們只是看準了被綁架
的人民沒有選擇，或許不得不把原來肥大懶惰的地主重新請回來。他們似乎完全
不記得，當初為何被人民拋棄。
是什麼樣的歷史規則，是什麼樣的領導，使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變成一個沒有國
際觀，沒有歷史感，沒有未來擔當，沒有理性思維，執政者荒誕、反對者低能的
社會？
我們一同走過五○年代的貧窮與恐怖，六○ 年代的蒼白與摸索，七○年代的
奮發與覺醒，八○年代的努力與追求，九○年代的懷疑與失望，在二十一世紀初
始──上一代人漸凋零，下一代人還青澀，我們所面對的，竟然是焦慮、沈重，
以及夢想的，徹底幻滅。
這三年的荒誕，絕對不僅只是眼前的執政者所造成的。徹底幻滅是由於我們終
於認識到，啊，原來換了領導人是沒有用的，即使是一個所謂台灣之子，因為權
力的窮奢極欲藏在每一個政治動物的血液裡，不管他來自浙江奉化還是台北芝山
還是台南官田。原來換了政黨是沒有用的，因為政黨奪權時，需要理想主義當柴
火燃燒，照亮自己；一旦得權，理想主義只是一堆冷敗的灰燼。原來換了體制是
沒有用的，因為選票只不過給了政客權力的正當性，權力的正當性使他們更不知
羞恥，而選舉，使極端的短視和極端的庸俗堂而皇之成為正統價值，主導社會。
是因為這難以承受的幻滅，使得濟濟一堂的文化人不願向元首起立致敬嗎？
而我們追求了整整半個世紀的夢想──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就在
我們的焦慮、沈重、幻滅中從此放棄了嗎？路，怎麼走下去呢？
文化的「精神分裂症」
有一年，十歲的孩子從學校回來，興沖沖拿出剛發的新課本給我看。攤開一張
地圖，是我們這個不到兩萬人口的德國小鎮。母子兩個用手指在地圖上游走：這
是孩子撩起褲腳抓野鱒魚的小溪；這是常去爬的狐狸山，海拔三百公尺；這是離
家五公里的池塘，我們曾經在池塘邊撞見過一隻低頭喝水的野鹿。
孩子繼續尋找他熟悉的一草一木，我卻驀然難過起來。十歲的我，我們，可從
來沒看過我們的村落地圖。課本上教的是偉大的長江黃河、壯麗的泰山長白山，
我們從來沒見過也無從想像的地方。自己游泳釣蝦的河流，躲藏玩耍的山頭，曾
經一跤摔進去濕淋淋爬起來的池塘，卻都是沒有名字的；或者說，從來不曾在課
本裡、地圖上，看到過自己的腳真正踩過涉過的山頭和溪流。
我們是這樣被教育的：別人的土地，假裝是自己的，自己的土地，假裝它不存
在。土地其實就是民族記憶，所以我們腦子裡裝滿了別人的記憶，而自己活生生
的記憶，不是自己瞧不起，就是不願面對，也不敢擁抱。
這是強權統治所造成的一種集體文化精神分裂症狀。
當我們終於可以擁抱自己的時候，我們死命把住自己的土地，把它神聖化，獨
尊化，圖騰化，絕對化，要它凌駕一切，要所有的人對它宣誓忠誠，對它低頭膜
拜。我們非常霸道，因為我們不平衡──受了創傷的人不容易平衡。二二八的殺
戮，白色恐怖的迫害，講閩南語要處罰的侮辱，統治者文化優越感的盛氣凌人，
是我們心靈上一道一道的疤痕。疤痕仍隱隱作痛，使我們自覺有霸道的權利。
同時，我們急切地想把疤痕去掉，徹底去掉，卻發現，那每一道疤痕都已經是
自己身體的一部份；要去掉，必須把肉刮掉，刮肉，意味著更大更深的傷口，更
多未來的疤痕。
「本土化」天經地義
其實每一個民族都有他歷史的創傷和疤痕─ ─中國的文革，日本的長崎廣島
，德國的第三帝國。如何從創傷痊癒，得回健康的體魄、平衡的心靈，要看那個
民族有多高的生存智慧、多厚的文化底醞。台灣人的深深長進肉裡的疤痕，是「
中國」。面對中國，對岸那個巨大的霸權帝國，還有我們心中肉裡的中國，我們
還在受虐受苦。我們像一個重症的精神病人，緊緊地與自己的影子格鬥、糾纏，
想用撕裂自己的方式來解放自己。
政治人物的可惡與殘忍就在於，他非但不提出痊癒的療法藥方，讓民族心胸擴
大，休養生息，他還設法加重糾纏與撕裂，從矛盾和對立的膿瘡中擠出權力。解
嚴十六年了，我們的將士仍在迷惘地問，「我們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投資大
陸的企業家很困惑，「我是英雄，還是叛徒？」十八歲的少年仍在痛苦，「我是
台灣人？中國人？我是什麼，我是誰？」
走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走過五十年蔣氏國民黨的統治，面對中國共產黨的武
力威脅，台灣人要認同什麼？台灣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什麼？「中國」這個元素，
在我們的認同和文化認知裡，應該放在哪裡？
台灣必須「本土化」，是我們天經地義的權利。十歲的孩子拿回家給母親看的
應該是自己村落的地圖，地圖上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他都認識。他應該和母
親用清晰好聽流利的母語談學校的事情。他應該熟悉台灣的歷史，不只是先民的
開墾史、國家政治史，還有村落史、火車史、河流史、文學史、美術史，他應該
熟悉台灣這個島嶼像他熟悉自己的一只秘密抽屜。孩子首先要認得自己的腳踩在
什麼土地上；濁水溪先來，長江黃河尼羅河密西西比河，可以等。
可是「本土化」沒有這麼簡單。因為，請問你，「本土」是什麼？
除了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閩南文化之外，第一個進入我們念頭的，是被漢人趕
到山裡去的原住民。所以在認識偉大的玉山之前，對不起，那根本就不叫玉山。
請你捲起舌頭跟我說，「pa-tton-kan」。這是曹族語。
第二個，是客家人。客家人說，我們說的不是閩南語，所以，請你不要把閩南
語稱為「台灣話」。我們說的也是「台灣話」。
第三個，是馬祖人。馬祖人為台灣島的安全與繁榮付出了四十年的痛苦代價，
有點激動地說，我根本不是台灣人，而且說的是你們所有的人都聽不懂的閩北話
。說吧，你們把我算什麼？
第四個，是浙江人、山東人、湖南人、四川人、上海人、雲南人……這些人離
開他們的母親時，身高還不如一支步槍的長，五十年的生命付給這個島嶼。他們
南腔北調，如今垂垂老矣，他們的孩子，多半已不知「母語」為何物，也從不曾
要求有「鄉土教學」。
第五個，是越來越多的新住民，來自越南、泰國、印尼、中國各省。他們與台
灣人結為夫妻，在這裡生兒育女；每一個母親都對她們懷中的嬰兒講自己家鄉的
童話，用自己的語言唱熟悉的兒歌。她們正在栽培一種新台灣人的出現。
蔣氏國民黨所帶來的大陸中原文化沙文主義像一片厚厚的黃沙覆地。本土化是
把黃沙吹開，讓深埋土裡各種各樣的小花小草得以透氣，自由舒展。但是本土化
絕不是閩南化；我們不能只看見自己身上的傷痕。二二八、白色恐怖固然慘痛，
原住民失去大地失去森林的傷，不深嗎？我們償還了嗎？金門馬祖人被歷史凍結
的傷，不重嗎？我們彌補了嗎？外省難民流離失所、天涯永隔的傷，不慟嗎？我
們又給了什麼慰藉？本土化是反抗中國文化的沙文主義，但絕不是讓另一個文化
沙文主義來取代。
喊「去中國化」口號的人，把重點放錯了地方吧。「反抗中國文化沙文主義
」，要「去」的不是「中國文化」，是「沙文主義」。我們反對蔣家政權對台灣
本土文化的壓抑與漠視，我們更無法忍受中共的自我中心大中國思想，但是這兩
者都是人的態度使然，而不是文化本身的問題。
中共不等於中國，「本土化」不等於「去中國化」
好，「反抗中國文化的沙文主義」，那麼本土化等不等於「去中國化」？
請先告訴我什麼叫「去中國化」。
是把歌仔戲中的劇目——陳三五娘、目蓮救母、中山狼、狸貓換太子……全部
去掉嗎？是把媽祖信仰——宋朝的林默娘去掉嗎？是把龍山寺裡的朱熹和華陀去
掉嗎？是把唐詩宋詞三字經去掉嗎？是把草藥針灸去掉，把太極拳禪宗去掉，把
舞龍舞獅去掉，把祭祀、掃墓、春節中秋去掉嗎？是把門楣上的「潁川」、「隴
西」刻字去掉嗎？是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孔子思想去掉嗎？是把端午節
的屈原和白素貞去掉嗎？是把故宮裡的世界珍寶去掉嗎？是把福建來的閩南語去
掉嗎？是把漢字書寫去掉嗎？
這些都「去」掉以後，我們還有什麼呢？
喊「去中國化」口號的人，把重點放錯了地方吧。「反抗中國文化沙文主義」
，要「去」的不是「中國文化」，是「沙文主義」。我們反對蔣家政權對台灣本
土文化的壓抑與漠視，我們更無法忍受中共的自我中心大中國思想，但是這兩者
都是人的態度使然，而不是文化本身的問題。有人拿起石頭打你，你憤怒的對象
是那人，不是那石頭。石頭本身是無辜的，它也可以是房屋棟樑，是堤防建材，
是庭園山水，是深山璞玉。就如同對於日本的五十年殖民，我們要批判的是日本
文化的沙文主義，不是日本文化。
我們真正應該呼喊的，不是「去中國化」，是「去沙文化」。
洗澡水用過髒了，得倒掉，但我們不會把盆裡的嬰兒連髒水一起倒掉。國民黨
令我們反感，共產黨使我們厭惡，但是，國民黨加上共產黨並不等於中國。兩個
黨不到百年，中國卻有五千年的歷史。你不能把百年的細微泡沫當作五千年的深
水大河。給我們帶來巨大威脅的中共，也不等於中國。他只是中國一個暫時的管
理員，充其量是將來的史書上一個小號字體的備註。中國，也不等於中國文化。
國，只是一個政治組織，像有限公司、株式會社、財團法人一樣，一個管理結構
。一個管理結構如何涵蓋或代表一個民族深遠浩大的文化——他的藝術創作、哲
學思想，他的神話與信仰、革命與復興、創造與傳承，他靈魂深處的感情與記憶
？
黨，不等於國；國，不等於文化；中共，不等於中國；中國，不等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嬰兒與髒水不能劃上等號，更不能閉上眼睛一起倒掉。
中共的蠻橫與霸道激起我們的憤怒與恐懼，這憤怒與恐懼又因我們的政客操弄
而加劇，使我們「抓狂」，「去中國化」的低智邏輯於焉而起。我們忘記了：憤
怒與恐懼的不只是我們，還有無數的中國人，包括新疆的回民、西藏的藏民、還
有那冤屈不得訴、志向不得伸、渴望不得流露、思想不得發表的千千萬萬的中國
人，那坐在陰暗的牢房裡無名無姓看著自己牙齒一個一個掉光的中國人。這些人
不是我們的壓迫者，他們和我們一樣在掙扎受苦，可能比我們還要辛苦，但是他
們是「中國」的一部份。
吳儀和中共官僚對台灣人說「誰理你們」那副顢頇自大的嘴臉，不是「中國人
」的嘴臉，是「霸權者」的嘴臉，他不只用這種野蠻的態度面對台灣，他用這種
嘴臉面對所有的弱勢者，尤其是他自己的人民。共產黨也不是中國文化的必然產
物；我們都知道馬克斯是德國人，列寧和史達林是俄羅斯人。對於中國，共產黨
是百分之百的「外來政黨」。我們怎麼能夠只看見中國的強權，看不見中國的弱
勢；只看見中國的國家機器，看不見那絞在機器裡流血流淚的人；只看見中共，
看不見中國；只看見他虛假造作的政治，看不見他深邃綿密的文化與歷史？我們
什麼時候變得如此頭腦簡單了？
台灣是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中國文化是台灣的珍貴資產
那深邃綿密的文化與歷史，並不只屬於中國，它也屬於我們。是的，中國文化
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就比如心臟是人體的一部份一樣。我們不但不應該談「去
中國化」——因為去了心臟還有自我嗎——我們還應該與中國爭文化的主權，應
該理直氣壯地對中國、對全世界說，真正的中國文化在台灣；中國傳統文化再造
的唯一可能，在台灣；漢語文化的現代「文藝復興」最有潛力發生的地方，在台
灣。
比起香港新加坡，台灣的漢語文化底醞厚實得多。比起北京上海，台北更是一
顆文化夜明珠，幽幽發光。第一，它不曾經過馬克斯主義的切斷與文革的摧殘，
因此和自己的文化傳統沒有巨大的撕裂。連日本人的統治都不曾斷掉台灣人組織
漢文詩社、送孩子上私塾的人文傳統。隨著蔣介石來台避秦的知識份子也帶來五
四以下一脈相傳的知識氣質。民間的宗教信仰、風俗儀式以相當完整的面貌傳承
薪火。第二，經濟的發達、教育的普及使得台北有了北京上海都還不夠成熟的市
民社會。中國的傳統價值在這裡與現代化接軌，忠孝仁恕與公民道德碰撞揉合，
產生出華語世界中市民自主意識最高的城市。第三，自由是創造力的必要條件。
台北，不同於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它沒有不能出版的書，不能唱的歌，不能
展出的畫，不能發表的言論、不能演奏的音樂。它是華語世界中創作最自由的城
市。第四，沒有一個華語城市比台北更豐富多元。原住民之外，中國三十五個省
份的人，三十五種不同的文化，加上西藏蒙古，濃縮呈現在一個小島上，像一個
色彩鮮豔的調色盤。它是華語地圖上的紐約。
TAIWAN？是的，不必扭捏作態改稱它為「福爾摩沙」；我們可以萬分篤定地
說，它是另一種中國；你要看一個更純粹，更細緻，更自由活潑，更文明、更人
性的中國文化嗎？你必須到台灣去，不是北京上海，不是西安杭州。我們要在國
際上生存，唯一的辦法是讓世界看見：傳統中國文化在中國也許被專制落後和老
大帝國的劣根所困，在台灣民主自由與現代理性的環境中卻能異樣地煥發燦亮，
生命力充沛。這就是「台灣特色」。為什麼高行健的作品只能在台灣出版？為什
麼雲門舞集只能在台灣發生？中國文化是台灣在國際競爭上最珍貴的資產，我們
搶奪都來不及，遑論「去」！
那麼國家認同呢？誰說爭取國家認同必需消滅文化認同？瑞士是個徹底獨立的
國家，但它的德語人口並不因為歌德、貝多芬、托馬斯曼是「德國人」而不去擁
抱。反而，當德國變成一個醜陋的霸權，小小瑞士就成為德語文化的暗夜燈塔。
我們可以反對中共，可以拒絕中國，但是中國文化，或者說漢語文化，對不起，
那可不專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它也是我們安身立命之所依。而且，就中華人民共
和國對中國文化的破壞紀錄來看，我們可以大聲地說，台灣就是今天中國文化的
暗夜燈塔。
過去歷史的傷痕使我們痛，今天中共的壓迫使我們憎，但是所有的傷痕都在我
們的心臟上，挖掉自己的心臟是精神病人瘋狂了才做的事。對付異族的入侵，我
們或許可以用減法，譬如抗日時高喊「去日本化」；同文同種的相煎操戈，不可
能用簡單的減法，因為一減一等於零。越是強大的敵人，越是需要深沈的智慧去
面對。除了減法外，加法、乘法、除法、複雜的函數，我們不是沒有學過。
如果為了對抗敵人，我們把自己變成一個歇斯底里、全身痙攣的迫害狂或被迫
害狂或文化法西斯，除了「中共」兩個放大成夢魘一般的字以外全世界都看不見
，這場仗，不打也罷。我們的下一代，已經因為無法忍受這認同的精神分裂、這
政治的潰爛不堪，而選擇冷漠，或者出走。中國不必動武，我們已經被自己的瘋
狂打敗了。
人民素質是夢想的基礎
威瑪共和在一次大戰後的德國存活了十四年，十四年中換了十七個內閣，多次
的政治暗殺。美國史學家分析威瑪共和敗亡的原因，是「謀殺、痼疾、自殺」的
綜合結果。謀殺是國外的強權勢力，痼疾是本身文化中無法應變的慣性思維，自
殺，則是當時政黨的惡鬥、政客的操弄、人民理性思考的喪失。威瑪完了，希特
勒上台，德意志民族的浩劫開始。
我無意將台灣比威瑪，但是我看見相似的歷史元素：外力「謀殺」的威脅、本
身「痼疾」的無力擺脫，更明顯的是「自殺」的傾向，脖子上纏著權力鬥爭的繩
子，毀滅在所不惜，愈纏愈緊。
或許我們都太急了。政客是每天都有的，只要有肉，就會有蒼蠅。政治家，卻
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先要有負責任、有見識的公民，才會有負責任、有見識的政
治家。一代一代政治家的彼此切磋薰陶，風行草偃，三代之後，才會有心胸開闊
、眼光遠大，有智慧有擔當的大政治家的出現。我們現在在哪一個階段呢？兩千
三百萬人中有多少負責任、有見識、不被愚弄的公民呢？
幻滅之後，其實又回到根本：人民的素質是所有夢想的基礎。政客不可寄望；
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華語世界的夜明珠，我們只能把夢想默默地放在每
一個人自己的肩膀上，繼續扛著向前走。
沒有什麼了不起，文明，本來就在考驗我們面對野蠻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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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請你放過台灣，你那種「傳統」只是你個人（寫作）「生存」
的必要，請讓我們台灣繼續「閉塞」，維持「內向性」不變，這樣才不會跟「中
國」一樣！如果沒有親中國媒體的搗蛋，我們就能用我們台灣的特色吸引國際的
注意，得到國際間政治文化的認同，這才叫做台灣已國際化。
——台灣有根嗎？
漢人來了驅趕原住民
日本人來了壓榨大家
外省人來了又壓制本省人
民進黨來了反壓制外省人
無止無息地破壞得來不易的傳統
——一群來自世界各國的高中生夏令營，有一晚要表演各國傳統婚禮服飾。我
就在想，台灣跟大陸會撞衫嗎？結果是大陸學生穿了傳統中國新娘服，而台灣學
生穿了原住民的服飾，表演的是原住民的甩頭舞；那個當下，我愣住了……我對
自己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的身份給搞糊塗了。
——國際化難道只是政府的事
還是政府反而是國際化最大的障礙
在十分明顯的民粹主義下
政府掌握了媒體的「議程」
將許多垃圾文化訊息強行置入行銷到我們的眼睛？
——我在學校教書
驚覺老師們的本土化速度比國際化速度更快
部分原因來自於對台灣化的高度支持甚至於對中國化的反感
我想 這更是我們國際化的危機來源之一
——我是一個在台灣土生土長常住的外省人第二代。我的先生全家原是二二
八以來自認有悲情因子的台南人，因為大陸開放，外商建廠大陸而前往他們認定
殺豬拔毛假想敵的對岸上海；奇妙的是，敵意不再，國際視野大鳴大放，嚷著台
灣太狹隘、太短淺，台灣的未來會被民進黨的教義給吞噬。
——您這篇文章道盡了身為台灣中堅份子心中長長的無奈。我們家不看新聞，
孩子不補習，不管九年一貫，只管待人接物，只希望他們能獨立思考……如何自
救呢？好像除了自保以外，什麼也沒得做了。以前我很反對移民，現在我努力賺
錢找機會離開。台灣之大，卻沒有我容身之地的感覺。很無奈，很難過……
——朋友轉來您的文章，讀後鼻子發酸，只想找個沒人的地方，大喊幾聲。
——我在美國長大，為了文化認同而選擇回到台灣；沒有想到，我回到了一個
文化模糊的地帶……在美國時我有很多韓國朋友，他們很團結，以自己的文化為
榮，篤定地認為自己代表韓國的未來。這種自我意識在台灣的青年人身上就完全
沒有。台灣，台灣是什麼呢？我不是美國人，不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那
麼，我是什麼呢？
——拜讀您的文章，我有陣陣心酸湧上心頭，心酸於：我們為什麼會這樣？在
朝者總是無力，眼明者總是在野。
——我七年級。當我開始發現這個島嶼的人們逐漸在走向一種瘋狂的同時，我
暗自躲在書齋裡，啃食一本一本的書籍，最後了解到我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的智慧
和價值觀也要被殺伐扭曲……我們這一代人已經不太鳥政治也不太鳥新聞更無意
關心遠方的他鄉正在發生什麼。誰關心什麼文化傳承，誰關心什麼社會是否更好
？您的文章寫得好沒話說，我們看了也深表同意卻也深表遺憾——我們幾乎都未
嘗試就直接選擇放棄了。不知這是否也算我們這一代的悲哀？
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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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人間副刊」）一文
發表十天之內，我收到近兩百封讀者來信，其中三分之一來自台灣以外的天涯海
角。如果說，二十年前《野火集》的讀者來信是憤怒的，憤怒到想拔劍而起，那
麼在〈紫藤〉的讀者來信中，幾乎完全看不見憤怒，多的是沈痛和無奈，無奈到
近乎自暴自棄。最讓我心酸的是這一封，來自一個十八歲的青年：
台灣人有沒有根？ 我覺得沒有根 我覺得很想哭 我的夢 想起飛……
可是一直以來 我活得很辛苦 很辛苦 很辛苦 而且我知道 有更多人比
我更辛苦 更加辛苦 更加倍辛苦 一種黯淡的沈重、一種無助的茫然，幾乎
滲透在每一封信裡，每一封信裡又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 台灣，我們的台灣
，怎麼會變成這樣？
二十一世紀初始的三年，我們看見了許多五十年來不曾見過的事情：最斯文
的教師走上街頭遊行，最憨直的農民漁民上台北抗議，最苦幹的工人綁起白布條
；這是士農工，而商，啊，商人不上街頭，他們用腳直接出走了，留下一棟一棟
的空屋。在生活的挫折下，憤懣激進的人滿載汽油去撞政府大樓求同歸於盡，那
膽小怯懦的便爬上高樓，帶著自己稚幼的兒女，一躍而下求一了百了。貧者愈貧
，富者愈富，不甘於貧又無力於富的人則鋌而走險，持槍行搶。
五十年不曾見過的更是執政者的清晰面目。戒嚴時代，統治者給我們看的是正
氣凜然、威嚴莊重的面目；恐怖的迫害、權力的橫行，都在國家神話的幕後進行
，我們看不見。解嚴之後的國民黨——我們畢竟聰明了一點——讓我們看見的是
一副偽善牧師的嘴臉，嘴裡喊著民主與革新，手上做的卻是金錢與權位的交媾，
復仇與奪權的鬥爭。跨進二十一世紀，我們心中又有憧憬；或許前面的人不善待
這片土地是因為他們不把這裡當家，於是我們讓一個在鄉下長大的孩子「當家」
，讓一個曾經看起來有道德勇氣反抗強權的政黨來執政。然而三年了，我們看見
的，竟然仍是金錢與權位的交媾、復仇與奪權的鬥爭，唯一的不同是，從前或莊
嚴或偽善的面具悍然卸下，權力的野蠻赤裸裸地攤開在陽光下，在我們的眼睛前
，進行。政治人物面孔的醜陋，我們五十年來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見。
這三年中，政治淹沒了台灣。經濟議題變成政治議題——台商變成台奸；疾病
議題變成政治議題——WHO聯合全世界來「打壓」台灣；生態議題變成政治議題
——核四要用還沒有法源依據的公投來決定。這三年中，沒有政策，只有政治；
當重大的「南進政策」提出之後，我們赫然發現，那僅只是為了造成元首出國的
一時風光而製造出來的假政策。這三年中，引領國家前進的技術專業領域——不
管是金融、經濟、工業、研究發展、文化，甚至學術，全面由意識型態「正確」
者接管。這三年中，比從前更多的人相信自己的電話被國家竊聽。這三年中，只
要是權力所需，執政者可以推翻民主程序，扭曲法律解釋，或者根本公然違憲。
這三年中，只有選舉技巧的無休無止的賣弄，沒有靜水流深、穩紮穩打的執政；
只有鞏固政權的措施，沒有鞏固國家的政策；只有權力的操縱，沒有責任的擔當
；只有民意的短線盤算，沒有願景的長程擘畫。這三年的台灣，我們驚慌萬分地
發現：只有眼前，沒有未來。
這三年中，我在公開場合上見到現任總統三次，都是上百、上千個文化人出席
的重大場合。每一次他走進來，絕大多數的人都照樣坐著，沒有幾個人起立表示
尊敬。他尷尬地走到第一排，尷尬地坐下。
是的，台灣是怎麼了？元首是國家的象徵，舉國寄望之所在，沒有哪一個文明
的國家不為他的元首起立的。他的尊嚴就是我們的尊嚴；他的受辱就是我們的受
辱。為什麼，為什麼最講究「禮」和「理」的文化人對我們的元首淡漠以待？
應該崇高的不再崇高，應該尊敬的無法尊敬 ——我悲傷地想著：那受到傷害
的是他，還是我們心中曾有的夢？
我們這一代
十五歲的我住在高雄茄萣鄉，一間簡陋的，沒有廁所也沒有浴室的公家宿舍。
牆壁長滿了壁癌，沒錢粉刷。晚上睡覺時，壁癌像麵粉一樣撲撲剝落，蓋得我一
頭一臉。母親坐在地上結漁網，日日夜夜地結網，手上生了厚繭，有時候會流血
。流血結網得來的錢，就拿去為我繳學費。每天清晨搭客運車，到台南女中上學
。從茄萣經過灣裡、喜樹、鹽埕到台南，那條路千瘡百孔，雨後的坑可以大到摔
一輛腳踏車進去。
今天成為總統的人，當年和我一樣，每天清晨從鄉下，顛簸在坑坑洞洞的鄉路
上，到台南城裡去求學。
我們是在貧窮中長大的一代。他的長輩是困苦的佃農，我的長輩是流離的難民
。我們這一代，站在台灣濕潤的土地上，承受著上一代人流離困苦的汗水淚水，
在默不作聲但是無比深沈的愛中成長。越是貧窮，越是奮發。
一九六○年代，很多人離開這個島嶼，一去不回頭，政治的壓迫和文化的貧血
使他們感覺窒息，選擇棄國。
而我們從懵懂少年轉為心中充滿正義、眼睛見不得黑暗的懷疑者。身邊失蹤的
朋友，被逮捕的同學，遭沒收的書籍，國際上的節節挫敗，都促使我們開始思索
台灣的前途，自己的未來。經過勝利路台南一中的操場，剃著光頭、穿著土黃色
制服像士兵一樣的學生在軍訓教官的哨聲中踢著正步，太陽毒烈，塵土撲面。這
，就是我們的未來嗎？踢正步的學生中有一個叫陳水扁的，鹹鹹的汗水流進眼睛
，心中或許在問一樣的問題。
七○年代，上一代人的胼手胝足有了初步的收穫，經濟起飛了。我們在他們的
庇護下上大學，留學；這「奮發」的一代一轉眼變成教授、律師、經理、總編輯
、作家、企業家……懵懂的不滿、模糊的思索、蠢動的不安，在八○ 年代，明
朗成尖銳的批判、熱情的號召和積極進取的行動。在一九九九年，我曾經這樣描
繪那個年代：
八○年代是「最黑暗也最光明的年代。因為黑暗，所以人們充滿了追求光明的
力氣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時代，奮鬥的目標多麼明確啊。力氣
、激情、目標明確—— 八○年代是理想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只有在得到『光
明』之後，在『光明』中面對自我的黑暗，發現那黑暗更深不可測，我們才進入
了疑慮不安的九○年代，世紀之末。」
八○年代，是我們這一代人開始養兒育女的時候。用盡力氣改變現狀，一方面
因為心中有夢，擺脫過去的壓抑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一方
面因為心中有愛和希望，希望我們天真活潑的下一代在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
的社會裡長大。
然而九○年代帶給我們的，不是希望，是失望。官商的勾結更加嚴重，復仇，
成為政治的核心動力，轉動所有的社會齒輪。族群之間愈撕裂、愈對立、愈聲嘶
力竭，政客愈有資本。政治人物從歷史仇恨的把弄中極盡所能地賺取他要的利益
。
我們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賣台」、「台奸」的指控成為嗜血的鞭子。「
愛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取代了「有沒有能力」、「是不是專業」。不
用腦思考，我們用血思考。文化的法西斯傾向，非但不被唾棄，還被鼓勵；部落
式的族群主義，非但不被開導，還被強調。
被綁架的人民
獨裁者去了，平庸政客戴上民主的面具，囂張上台。因為有民主之名，他們做
的任何事情都有我們的自動背書，我們的背書使他們理直氣壯。在九零年代裡，
我們已經成了被政客綁架的人民。
進入嶄新的世紀，三月的鞭炮聲響，幾千年來第一次，在中華文化歷史上有人
民的直選。身為台灣人，我們覺得可以驕傲；台南鄉下的孩子、南一中踢正步的
少年、我們「奮發」的同代，成為領導人，令人欣喜。他的政黨也曾經有過燃燒
理想的志士，雄才大略的高人，可以期待。
短短的三年，驕傲，變成焦慮。全民工作福祉指數降到十四年來最低，也就是
說，大多數的台灣人覺得生活愈來愈不幸福。而同時，電視台開始播放統獨公投
的宣傳片，宣傳以「新聞」的面貌呈現，只說獨立公投是人民權利，不提台灣特
殊的處境，不提國際情勢的詭譎，不提兩岸關係的險惡，不提任何可能的後果。
短短的三年，欣喜，變成沈重。開放後的中國已經成為美日的最大進口國；日
本針對亞洲各國所做的投資環境評比中，台灣是最後一名，比馬來西亞和泰國還
要落後。而同時，台灣政府在製作「漢賊不兩立」的經濟政策，用意識形態牢牢
圈住經濟。外交，以哄騙賄賂、黑巷交易的方式進行，不謀遠慮只求近功，結果
是讓台灣人一次又一次地在國際上公開受辱。
短短的三年，期待，變成了幻滅：
我們沒有國際觀。不去深入瞭解國際的複雜思維和運作，政府一心一意只想把
我們在國際上的挫折擴大、加強，因為擴大加強了就可以對內製造更多的「同仇
敵慨」，「同仇敵慨」最容易轉化為選票。
對攸關生死的兩岸關係，我們沒有策略沒有格局。唯一的策略是擴大加強中國
的「妖魔化」；因為中國越是妖魔，越可以在島內製造大量的「同仇敵慨」，「
同仇敵慨」，啊，最容易轉化為選票。
我們沒有歷史感。上一代人──不論是你的本省佃農還是我的外省難民──都
曾經彎腰灌溉這片土地，都曾經把淚水汗水滴進泥土裡，都曾經用默不作聲但無
比深沈的愛將我們養大，但是我們對他們不是清算就是忽視，清算或忽視的標準
，就看統治者權力的需要。
我們沒有未來擔當。選票永遠鎖定眼前利益，至於經濟、教育、文化、環境、
海洋資源的長程規劃，帶不來立即的選票和權力，就不是施政的重點。下一代將
面臨一個什麼樣萎縮無力的台灣？讓下一代去承受。
我們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賣台」、「台奸」的指控成為嗜血的鞭子。「愛
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取代了「有沒有能力」、「是不是專業」。不用
腦思考，我們用血思考。文化的法西斯傾向，非但不被唾棄，還被鼓勵；部落式
的族群主義，非但不被開導，還被強調。
我們沒有執政黨。由於是少數政府，權力不穩信心不足，奪權成為念茲在茲的
核心思維，國家施政淪為游擊隊式的出草。
我們沒有在野黨。五十年的享有權力使人肥大懶惰，反應遲鈍；失去權力之後
也提不出任何新思維新政策，看不出任何新擔當新格局，他們只是看準了被綁架
的人民沒有選擇，或許不得不把原來肥大懶惰的地主重新請回來。他們似乎完全
不記得，當初為何被人民拋棄。
是什麼樣的歷史規則，是什麼樣的領導，使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變成一個沒有國
際觀，沒有歷史感，沒有未來擔當，沒有理性思維，執政者荒誕、反對者低能的
社會？
我們一同走過五○年代的貧窮與恐怖，六○ 年代的蒼白與摸索，七○年代的
奮發與覺醒，八○年代的努力與追求，九○年代的懷疑與失望，在二十一世紀初
始──上一代人漸凋零，下一代人還青澀，我們所面對的，竟然是焦慮、沈重，
以及夢想的，徹底幻滅。
這三年的荒誕，絕對不僅只是眼前的執政者所造成的。徹底幻滅是由於我們終
於認識到，啊，原來換了領導人是沒有用的，即使是一個所謂台灣之子，因為權
力的窮奢極欲藏在每一個政治動物的血液裡，不管他來自浙江奉化還是台北芝山
還是台南官田。原來換了政黨是沒有用的，因為政黨奪權時，需要理想主義當柴
火燃燒，照亮自己；一旦得權，理想主義只是一堆冷敗的灰燼。原來換了體制是
沒有用的，因為選票只不過給了政客權力的正當性，權力的正當性使他們更不知
羞恥，而選舉，使極端的短視和極端的庸俗堂而皇之成為正統價值，主導社會。
是因為這難以承受的幻滅，使得濟濟一堂的文化人不願向元首起立致敬嗎？
而我們追求了整整半個世紀的夢想──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就在
我們的焦慮、沈重、幻滅中從此放棄了嗎？路，怎麼走下去呢？
文化的「精神分裂症」
有一年，十歲的孩子從學校回來，興沖沖拿出剛發的新課本給我看。攤開一張
地圖，是我們這個不到兩萬人口的德國小鎮。母子兩個用手指在地圖上游走：這
是孩子撩起褲腳抓野鱒魚的小溪；這是常去爬的狐狸山，海拔三百公尺；這是離
家五公里的池塘，我們曾經在池塘邊撞見過一隻低頭喝水的野鹿。
孩子繼續尋找他熟悉的一草一木，我卻驀然難過起來。十歲的我，我們，可從
來沒看過我們的村落地圖。課本上教的是偉大的長江黃河、壯麗的泰山長白山，
我們從來沒見過也無從想像的地方。自己游泳釣蝦的河流，躲藏玩耍的山頭，曾
經一跤摔進去濕淋淋爬起來的池塘，卻都是沒有名字的；或者說，從來不曾在課
本裡、地圖上，看到過自己的腳真正踩過涉過的山頭和溪流。
我們是這樣被教育的：別人的土地，假裝是自己的，自己的土地，假裝它不存
在。土地其實就是民族記憶，所以我們腦子裡裝滿了別人的記憶，而自己活生生
的記憶，不是自己瞧不起，就是不願面對，也不敢擁抱。
這是強權統治所造成的一種集體文化精神分裂症狀。
當我們終於可以擁抱自己的時候，我們死命把住自己的土地，把它神聖化，獨
尊化，圖騰化，絕對化，要它凌駕一切，要所有的人對它宣誓忠誠，對它低頭膜
拜。我們非常霸道，因為我們不平衡──受了創傷的人不容易平衡。二二八的殺
戮，白色恐怖的迫害，講閩南語要處罰的侮辱，統治者文化優越感的盛氣凌人，
是我們心靈上一道一道的疤痕。疤痕仍隱隱作痛，使我們自覺有霸道的權利。
同時，我們急切地想把疤痕去掉，徹底去掉，卻發現，那每一道疤痕都已經是
自己身體的一部份；要去掉，必須把肉刮掉，刮肉，意味著更大更深的傷口，更
多未來的疤痕。
「本土化」天經地義
其實每一個民族都有他歷史的創傷和疤痕─ ─中國的文革，日本的長崎廣島
，德國的第三帝國。如何從創傷痊癒，得回健康的體魄、平衡的心靈，要看那個
民族有多高的生存智慧、多厚的文化底醞。台灣人的深深長進肉裡的疤痕，是「
中國」。面對中國，對岸那個巨大的霸權帝國，還有我們心中肉裡的中國，我們
還在受虐受苦。我們像一個重症的精神病人，緊緊地與自己的影子格鬥、糾纏，
想用撕裂自己的方式來解放自己。
政治人物的可惡與殘忍就在於，他非但不提出痊癒的療法藥方，讓民族心胸擴
大，休養生息，他還設法加重糾纏與撕裂，從矛盾和對立的膿瘡中擠出權力。解
嚴十六年了，我們的將士仍在迷惘地問，「我們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投資大
陸的企業家很困惑，「我是英雄，還是叛徒？」十八歲的少年仍在痛苦，「我是
台灣人？中國人？我是什麼，我是誰？」
走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走過五十年蔣氏國民黨的統治，面對中國共產黨的武
力威脅，台灣人要認同什麼？台灣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什麼？「中國」這個元素，
在我們的認同和文化認知裡，應該放在哪裡？
台灣必須「本土化」，是我們天經地義的權利。十歲的孩子拿回家給母親看的
應該是自己村落的地圖，地圖上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他都認識。他應該和母
親用清晰好聽流利的母語談學校的事情。他應該熟悉台灣的歷史，不只是先民的
開墾史、國家政治史，還有村落史、火車史、河流史、文學史、美術史，他應該
熟悉台灣這個島嶼像他熟悉自己的一只秘密抽屜。孩子首先要認得自己的腳踩在
什麼土地上；濁水溪先來，長江黃河尼羅河密西西比河，可以等。
可是「本土化」沒有這麼簡單。因為，請問你，「本土」是什麼？
除了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閩南文化之外，第一個進入我們念頭的，是被漢人趕
到山裡去的原住民。所以在認識偉大的玉山之前，對不起，那根本就不叫玉山。
請你捲起舌頭跟我說，「pa-tton-kan」。這是曹族語。
第二個，是客家人。客家人說，我們說的不是閩南語，所以，請你不要把閩南
語稱為「台灣話」。我們說的也是「台灣話」。
第三個，是馬祖人。馬祖人為台灣島的安全與繁榮付出了四十年的痛苦代價，
有點激動地說，我根本不是台灣人，而且說的是你們所有的人都聽不懂的閩北話
。說吧，你們把我算什麼？
第四個，是浙江人、山東人、湖南人、四川人、上海人、雲南人……這些人離
開他們的母親時，身高還不如一支步槍的長，五十年的生命付給這個島嶼。他們
南腔北調，如今垂垂老矣，他們的孩子，多半已不知「母語」為何物，也從不曾
要求有「鄉土教學」。
第五個，是越來越多的新住民，來自越南、泰國、印尼、中國各省。他們與台
灣人結為夫妻，在這裡生兒育女；每一個母親都對她們懷中的嬰兒講自己家鄉的
童話，用自己的語言唱熟悉的兒歌。她們正在栽培一種新台灣人的出現。
蔣氏國民黨所帶來的大陸中原文化沙文主義像一片厚厚的黃沙覆地。本土化是
把黃沙吹開，讓深埋土裡各種各樣的小花小草得以透氣，自由舒展。但是本土化
絕不是閩南化；我們不能只看見自己身上的傷痕。二二八、白色恐怖固然慘痛，
原住民失去大地失去森林的傷，不深嗎？我們償還了嗎？金門馬祖人被歷史凍結
的傷，不重嗎？我們彌補了嗎？外省難民流離失所、天涯永隔的傷，不慟嗎？我
們又給了什麼慰藉？本土化是反抗中國文化的沙文主義，但絕不是讓另一個文化
沙文主義來取代。
喊「去中國化」口號的人，把重點放錯了地方吧。「反抗中國文化沙文主義
」，要「去」的不是「中國文化」，是「沙文主義」。我們反對蔣家政權對台灣
本土文化的壓抑與漠視，我們更無法忍受中共的自我中心大中國思想，但是這兩
者都是人的態度使然，而不是文化本身的問題。
中共不等於中國，「本土化」不等於「去中國化」
好，「反抗中國文化的沙文主義」，那麼本土化等不等於「去中國化」？
請先告訴我什麼叫「去中國化」。
是把歌仔戲中的劇目——陳三五娘、目蓮救母、中山狼、狸貓換太子……全部
去掉嗎？是把媽祖信仰——宋朝的林默娘去掉嗎？是把龍山寺裡的朱熹和華陀去
掉嗎？是把唐詩宋詞三字經去掉嗎？是把草藥針灸去掉，把太極拳禪宗去掉，把
舞龍舞獅去掉，把祭祀、掃墓、春節中秋去掉嗎？是把門楣上的「潁川」、「隴
西」刻字去掉嗎？是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孔子思想去掉嗎？是把端午節
的屈原和白素貞去掉嗎？是把故宮裡的世界珍寶去掉嗎？是把福建來的閩南語去
掉嗎？是把漢字書寫去掉嗎？
這些都「去」掉以後，我們還有什麼呢？
喊「去中國化」口號的人，把重點放錯了地方吧。「反抗中國文化沙文主義」
，要「去」的不是「中國文化」，是「沙文主義」。我們反對蔣家政權對台灣本
土文化的壓抑與漠視，我們更無法忍受中共的自我中心大中國思想，但是這兩者
都是人的態度使然，而不是文化本身的問題。有人拿起石頭打你，你憤怒的對象
是那人，不是那石頭。石頭本身是無辜的，它也可以是房屋棟樑，是堤防建材，
是庭園山水，是深山璞玉。就如同對於日本的五十年殖民，我們要批判的是日本
文化的沙文主義，不是日本文化。
我們真正應該呼喊的，不是「去中國化」，是「去沙文化」。
洗澡水用過髒了，得倒掉，但我們不會把盆裡的嬰兒連髒水一起倒掉。國民黨
令我們反感，共產黨使我們厭惡，但是，國民黨加上共產黨並不等於中國。兩個
黨不到百年，中國卻有五千年的歷史。你不能把百年的細微泡沫當作五千年的深
水大河。給我們帶來巨大威脅的中共，也不等於中國。他只是中國一個暫時的管
理員，充其量是將來的史書上一個小號字體的備註。中國，也不等於中國文化。
國，只是一個政治組織，像有限公司、株式會社、財團法人一樣，一個管理結構
。一個管理結構如何涵蓋或代表一個民族深遠浩大的文化——他的藝術創作、哲
學思想，他的神話與信仰、革命與復興、創造與傳承，他靈魂深處的感情與記憶
？
黨，不等於國；國，不等於文化；中共，不等於中國；中國，不等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嬰兒與髒水不能劃上等號，更不能閉上眼睛一起倒掉。
中共的蠻橫與霸道激起我們的憤怒與恐懼，這憤怒與恐懼又因我們的政客操弄
而加劇，使我們「抓狂」，「去中國化」的低智邏輯於焉而起。我們忘記了：憤
怒與恐懼的不只是我們，還有無數的中國人，包括新疆的回民、西藏的藏民、還
有那冤屈不得訴、志向不得伸、渴望不得流露、思想不得發表的千千萬萬的中國
人，那坐在陰暗的牢房裡無名無姓看著自己牙齒一個一個掉光的中國人。這些人
不是我們的壓迫者，他們和我們一樣在掙扎受苦，可能比我們還要辛苦，但是他
們是「中國」的一部份。
吳儀和中共官僚對台灣人說「誰理你們」那副顢頇自大的嘴臉，不是「中國人
」的嘴臉，是「霸權者」的嘴臉，他不只用這種野蠻的態度面對台灣，他用這種
嘴臉面對所有的弱勢者，尤其是他自己的人民。共產黨也不是中國文化的必然產
物；我們都知道馬克斯是德國人，列寧和史達林是俄羅斯人。對於中國，共產黨
是百分之百的「外來政黨」。我們怎麼能夠只看見中國的強權，看不見中國的弱
勢；只看見中國的國家機器，看不見那絞在機器裡流血流淚的人；只看見中共，
看不見中國；只看見他虛假造作的政治，看不見他深邃綿密的文化與歷史？我們
什麼時候變得如此頭腦簡單了？
台灣是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中國文化是台灣的珍貴資產
那深邃綿密的文化與歷史，並不只屬於中國，它也屬於我們。是的，中國文化
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就比如心臟是人體的一部份一樣。我們不但不應該談「去
中國化」——因為去了心臟還有自我嗎——我們還應該與中國爭文化的主權，應
該理直氣壯地對中國、對全世界說，真正的中國文化在台灣；中國傳統文化再造
的唯一可能，在台灣；漢語文化的現代「文藝復興」最有潛力發生的地方，在台
灣。
比起香港新加坡，台灣的漢語文化底醞厚實得多。比起北京上海，台北更是一
顆文化夜明珠，幽幽發光。第一，它不曾經過馬克斯主義的切斷與文革的摧殘，
因此和自己的文化傳統沒有巨大的撕裂。連日本人的統治都不曾斷掉台灣人組織
漢文詩社、送孩子上私塾的人文傳統。隨著蔣介石來台避秦的知識份子也帶來五
四以下一脈相傳的知識氣質。民間的宗教信仰、風俗儀式以相當完整的面貌傳承
薪火。第二，經濟的發達、教育的普及使得台北有了北京上海都還不夠成熟的市
民社會。中國的傳統價值在這裡與現代化接軌，忠孝仁恕與公民道德碰撞揉合，
產生出華語世界中市民自主意識最高的城市。第三，自由是創造力的必要條件。
台北，不同於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它沒有不能出版的書，不能唱的歌，不能
展出的畫，不能發表的言論、不能演奏的音樂。它是華語世界中創作最自由的城
市。第四，沒有一個華語城市比台北更豐富多元。原住民之外，中國三十五個省
份的人，三十五種不同的文化，加上西藏蒙古，濃縮呈現在一個小島上，像一個
色彩鮮豔的調色盤。它是華語地圖上的紐約。
TAIWAN？是的，不必扭捏作態改稱它為「福爾摩沙」；我們可以萬分篤定地
說，它是另一種中國；你要看一個更純粹，更細緻，更自由活潑，更文明、更人
性的中國文化嗎？你必須到台灣去，不是北京上海，不是西安杭州。我們要在國
際上生存，唯一的辦法是讓世界看見：傳統中國文化在中國也許被專制落後和老
大帝國的劣根所困，在台灣民主自由與現代理性的環境中卻能異樣地煥發燦亮，
生命力充沛。這就是「台灣特色」。為什麼高行健的作品只能在台灣出版？為什
麼雲門舞集只能在台灣發生？中國文化是台灣在國際競爭上最珍貴的資產，我們
搶奪都來不及，遑論「去」！
那麼國家認同呢？誰說爭取國家認同必需消滅文化認同？瑞士是個徹底獨立的
國家，但它的德語人口並不因為歌德、貝多芬、托馬斯曼是「德國人」而不去擁
抱。反而，當德國變成一個醜陋的霸權，小小瑞士就成為德語文化的暗夜燈塔。
我們可以反對中共，可以拒絕中國，但是中國文化，或者說漢語文化，對不起，
那可不專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它也是我們安身立命之所依。而且，就中華人民共
和國對中國文化的破壞紀錄來看，我們可以大聲地說，台灣就是今天中國文化的
暗夜燈塔。
過去歷史的傷痕使我們痛，今天中共的壓迫使我們憎，但是所有的傷痕都在我
們的心臟上，挖掉自己的心臟是精神病人瘋狂了才做的事。對付異族的入侵，我
們或許可以用減法，譬如抗日時高喊「去日本化」；同文同種的相煎操戈，不可
能用簡單的減法，因為一減一等於零。越是強大的敵人，越是需要深沈的智慧去
面對。除了減法外，加法、乘法、除法、複雜的函數，我們不是沒有學過。
如果為了對抗敵人，我們把自己變成一個歇斯底里、全身痙攣的迫害狂或被迫
害狂或文化法西斯，除了「中共」兩個放大成夢魘一般的字以外全世界都看不見
，這場仗，不打也罷。我們的下一代，已經因為無法忍受這認同的精神分裂、這
政治的潰爛不堪，而選擇冷漠，或者出走。中國不必動武，我們已經被自己的瘋
狂打敗了。
人民素質是夢想的基礎
威瑪共和在一次大戰後的德國存活了十四年，十四年中換了十七個內閣，多次
的政治暗殺。美國史學家分析威瑪共和敗亡的原因，是「謀殺、痼疾、自殺」的
綜合結果。謀殺是國外的強權勢力，痼疾是本身文化中無法應變的慣性思維，自
殺，則是當時政黨的惡鬥、政客的操弄、人民理性思考的喪失。威瑪完了，希特
勒上台，德意志民族的浩劫開始。
我無意將台灣比威瑪，但是我看見相似的歷史元素：外力「謀殺」的威脅、本
身「痼疾」的無力擺脫，更明顯的是「自殺」的傾向，脖子上纏著權力鬥爭的繩
子，毀滅在所不惜，愈纏愈緊。
或許我們都太急了。政客是每天都有的，只要有肉，就會有蒼蠅。政治家，卻
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先要有負責任、有見識的公民，才會有負責任、有見識的政
治家。一代一代政治家的彼此切磋薰陶，風行草偃，三代之後，才會有心胸開闊
、眼光遠大，有智慧有擔當的大政治家的出現。我們現在在哪一個階段呢？兩千
三百萬人中有多少負責任、有見識、不被愚弄的公民呢？
幻滅之後，其實又回到根本：人民的素質是所有夢想的基礎。政客不可寄望；
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華語世界的夜明珠，我們只能把夢想默默地放在每
一個人自己的肩膀上，繼續扛著向前走。
沒有什麼了不起，文明，本來就在考驗我們面對野蠻的本事。
2007年3月11日 星期日
<轉貼>沒有樂生院的轉型正義
轉載網址:
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121835
沒有樂生院的轉型正義
■苦勞論壇2007/03/11
◎作者：趙家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監事）
隨著二二八事件滿一甲子，輔以「正義無敵」音樂會（或該說「社會運動」？）的舉辦，乘著「正名」政策的餘波，此三股力量的交會，促使著「轉型正義」的論述漫天作響。然而一紙編號「北市捷運09630108800」公文的張貼，卻戳破這些音浪的空虛。
「本局奉辦台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新莊線新莊機廠工程業已延宕多時，基於整體考量，必須即為進入貴單位內使用施工，敬請配合於96年3月13日前搬遷完畢，以利工進。」
若援引國際轉型正義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的定義，「轉型正義」是指當我們從一充滿暴力衝突與壓迫的社會轉型至和平、民主、法治，且尊重個人與集體權利的社會時，所採用各種能喚起（reckon）民眾對過往政權對人權的系統性壓迫的認知的方法。因此當你將樂生院民們這幾十年來的遭遇，對比轉型正義的各個充要條件，卻會驚訝的發現，對歷經「殖民者」、「執政者」、「專家」和「大眾」各式威權壓迫的院民，別去問他：「以黨產賠償是不是實現轉型正義的適當手段？」因為對他們而言，社會尚未「轉型」，而「轉型正義」無疑是永不到來的果陀。
不問青紅皂白的壓人上車，強制病患墮胎與結紮，這是日據時代為了建設模範的殖民樣板所對漢生病友所施加的壓迫。副總統一句「你們賠得起嗎？」的質問與無預警斷水斷電的威脅，衝衝衝院長在縣長任內的強制搬遷令，搭配「期待馬隊長降臨」的周縣長轄下文化局的不作為，這是樂生院民們現今為了所謂的地方繁榮與交通便利（還是其背後的陸砂開採與土地炒作的利益？），背負起的十字架。
而從日據時期無視於漢生不會傳染的事實而設計的隔離政策；針對病患的各式痛苦，一律施打盤尼西林；再到今日以為一棟光明几淨的密閉醫療大樓，可以提供院民生活所需。醫療與公衛界的專家，這樣的行為與希波克拉底誓詞的精神相符嗎？反觀令人敬愛的捷運局與土木專家們，則先驗式的印證其工程學會所擬出缺乏弱勢關懷以及僅追求「個人專業永續發展」的「工程倫理守則」。大刀闊斧在圖上一畫，只問土地取得容易與否，不管是誰仰賴土地生活；以薄薄幾頁文件作為「延宕要花五年500億」的「評估依據」；起先推託共構方案不可行，繼而不甘願的認可40%保留方案，現在又遲遲迴避欣陸公司的90%保留方案。從劉可強教授、欣陸公司的方案，再到所謂的北桃捷運共構，民間直接、間接提出的替代方案比捷運局還多。敬愛的常局長能如此固守「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s，沒有任何替代方案）的工程師傳統，真令人佩服。
但相較上述角色，民眾的漠不關心與視其為地方發展絆腳石的態度，所造成的「二次隔離」，對院民的殺傷力遠甚以其他。請自問，當報紙上出現「樂生」字樣時，除了嘴裡念著「甚麼都兼顧，台灣就不用建設啦！」「對附近的居民很困擾吶！一直不拆就沒辦法完工啊！」有沒有好好靜下心來讀讀各方的論辯，而自稱是最大受害者的你，是否有親身的走趟樂生院，聽聽阿伯阿嬸的心聲，花點心力了解所謂「加害者」的模樣？而當你陳述著：「拆中正紀念堂圍牆的成本，是為了修正歷史的錯誤所付出的代價」之時，是否也能認同「保留樂生院新增的預算與工期，是彌補過往對院民的污名化與不當隔離的賠償?」另一方面，支持將1980年方興建的中正紀念堂列入古蹟的焦急群眾，能不能給1929年竣工，有歌德式風格與日式庭院設計的樂生院一點空間？相對於理不清的對蔣介石的群體記憶與隨之而來群體權利的主張，樂生院民活生生的個體記憶與權利，誰又來尊重？
既然「轉型正義」被固著成學術暨專有名詞，那在此就用另一個名詞「柏瑞圖最適」（Pareto optimization）來總結！柏瑞圖最適為公共政策的理想目標，乃指在資源分配的過程中，假定資源與分配的母體數目固定不變，從甲分配方案變化到乙方案的過程，未使任何人處境惡化，並且至少一人的處境獲得提昇。當1994年，樂生被賣給捷運局的那一刻，早已註定新莊線的建設背離柏瑞圖最適的可能。而十三年後的現在，我們仍有機會進行「柏瑞圖改善」，只要行政體系重新思考可分配的資源，將北桃捷運網銜接共榮、文化資產與聚落保存的價值、公共工程與弱勢族群權益的兼顧，以及最重要的「落實轉型正義」均納入考量。而認同「正義無敵」運動目的的人們，在宣言的簽署之外，各政治頭人對待樂生院的態度，或許才是透視其葫蘆裡賣的藥的一把利器。
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121835
沒有樂生院的轉型正義
■苦勞論壇2007/03/11
◎作者：趙家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監事）
隨著二二八事件滿一甲子，輔以「正義無敵」音樂會（或該說「社會運動」？）的舉辦，乘著「正名」政策的餘波，此三股力量的交會，促使著「轉型正義」的論述漫天作響。然而一紙編號「北市捷運09630108800」公文的張貼，卻戳破這些音浪的空虛。
「本局奉辦台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新莊線新莊機廠工程業已延宕多時，基於整體考量，必須即為進入貴單位內使用施工，敬請配合於96年3月13日前搬遷完畢，以利工進。」
若援引國際轉型正義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的定義，「轉型正義」是指當我們從一充滿暴力衝突與壓迫的社會轉型至和平、民主、法治，且尊重個人與集體權利的社會時，所採用各種能喚起（reckon）民眾對過往政權對人權的系統性壓迫的認知的方法。因此當你將樂生院民們這幾十年來的遭遇，對比轉型正義的各個充要條件，卻會驚訝的發現，對歷經「殖民者」、「執政者」、「專家」和「大眾」各式威權壓迫的院民，別去問他：「以黨產賠償是不是實現轉型正義的適當手段？」因為對他們而言，社會尚未「轉型」，而「轉型正義」無疑是永不到來的果陀。
不問青紅皂白的壓人上車，強制病患墮胎與結紮，這是日據時代為了建設模範的殖民樣板所對漢生病友所施加的壓迫。副總統一句「你們賠得起嗎？」的質問與無預警斷水斷電的威脅，衝衝衝院長在縣長任內的強制搬遷令，搭配「期待馬隊長降臨」的周縣長轄下文化局的不作為，這是樂生院民們現今為了所謂的地方繁榮與交通便利（還是其背後的陸砂開採與土地炒作的利益？），背負起的十字架。
而從日據時期無視於漢生不會傳染的事實而設計的隔離政策；針對病患的各式痛苦，一律施打盤尼西林；再到今日以為一棟光明几淨的密閉醫療大樓，可以提供院民生活所需。醫療與公衛界的專家，這樣的行為與希波克拉底誓詞的精神相符嗎？反觀令人敬愛的捷運局與土木專家們，則先驗式的印證其工程學會所擬出缺乏弱勢關懷以及僅追求「個人專業永續發展」的「工程倫理守則」。大刀闊斧在圖上一畫，只問土地取得容易與否，不管是誰仰賴土地生活；以薄薄幾頁文件作為「延宕要花五年500億」的「評估依據」；起先推託共構方案不可行，繼而不甘願的認可40%保留方案，現在又遲遲迴避欣陸公司的90%保留方案。從劉可強教授、欣陸公司的方案，再到所謂的北桃捷運共構，民間直接、間接提出的替代方案比捷運局還多。敬愛的常局長能如此固守「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s，沒有任何替代方案）的工程師傳統，真令人佩服。
但相較上述角色，民眾的漠不關心與視其為地方發展絆腳石的態度，所造成的「二次隔離」，對院民的殺傷力遠甚以其他。請自問，當報紙上出現「樂生」字樣時，除了嘴裡念著「甚麼都兼顧，台灣就不用建設啦！」「對附近的居民很困擾吶！一直不拆就沒辦法完工啊！」有沒有好好靜下心來讀讀各方的論辯，而自稱是最大受害者的你，是否有親身的走趟樂生院，聽聽阿伯阿嬸的心聲，花點心力了解所謂「加害者」的模樣？而當你陳述著：「拆中正紀念堂圍牆的成本，是為了修正歷史的錯誤所付出的代價」之時，是否也能認同「保留樂生院新增的預算與工期，是彌補過往對院民的污名化與不當隔離的賠償?」另一方面，支持將1980年方興建的中正紀念堂列入古蹟的焦急群眾，能不能給1929年竣工，有歌德式風格與日式庭院設計的樂生院一點空間？相對於理不清的對蔣介石的群體記憶與隨之而來群體權利的主張，樂生院民活生生的個體記憶與權利，誰又來尊重？
既然「轉型正義」被固著成學術暨專有名詞，那在此就用另一個名詞「柏瑞圖最適」（Pareto optimization）來總結！柏瑞圖最適為公共政策的理想目標，乃指在資源分配的過程中，假定資源與分配的母體數目固定不變，從甲分配方案變化到乙方案的過程，未使任何人處境惡化，並且至少一人的處境獲得提昇。當1994年，樂生被賣給捷運局的那一刻，早已註定新莊線的建設背離柏瑞圖最適的可能。而十三年後的現在，我們仍有機會進行「柏瑞圖改善」，只要行政體系重新思考可分配的資源，將北桃捷運網銜接共榮、文化資產與聚落保存的價值、公共工程與弱勢族群權益的兼顧，以及最重要的「落實轉型正義」均納入考量。而認同「正義無敵」運動目的的人們，在宣言的簽署之外，各政治頭人對待樂生院的態度，或許才是透視其葫蘆裡賣的藥的一把利器。
<轉貼>關於進警局相關注意事項
因為有了被條杯杯驅離的經驗
友人寄了這個給我
放在這裡給各位參考參考
希望大家沒有需要用到的一天
關於進警局相關注意事項
被拘捕當時，需注意以下事項：
1.首先，原則上是採取行動上配合但應答上不鬆口的方式，
亦即有權保持緘默。
重要的是審度雙方實力，若我方陣勢夠大，才應考慮不合作對抗，
否則的話行動上還是儘量配合，以防被陷害與玩小手段。
2.如果有遇到暴力行為，應即刻記下臂章（左肩）或員警號碼（右胸）。
同時如果有必要可要求立刻送院驗傷，留下有力證據並爭取處理時間。
3.有權知道受拘捕的罪名。
在警局製作筆錄：
1.要求律師或第三人（親友）到場前保持緘默。
在這個前提下，有權致電律師、親人或朋友，尋求協助。
如果有必要，可以要求代聘律師。
不過最好由自己能信任的朋友與律師來協助最佳。
2.可以拒絕夜間詢問。
不過基本上還是審視一下雙方實力，
這類不合作行動，最好確定對我方有利，
或必須拖延爭取處理時間時方用為佳。
3.有權知道口供紙上寫什麼，及要求取得副本。
口供是我方認定的事實，所以不需考慮警方的質疑。
若口供紙所記錄與事實不符，有權要求更正，否則可拒簽簽口供書。
4.如受暴力對待，應即時向主管投訴，及有權要求立刻送院驗傷。
5.除非向法院申請，否則警方僅能扣留疑犯24小時，且需有合理懷疑。
6.除非用作呈堂證供，警方必須將所有財物，物歸原主。
7.一般來說，24小時內的拘留問訊，開釋與否由警方決定。
如果沒有合理的懷疑（如拘留問訊的依據）警方應儘速開釋，
但通常無論起訴與否，警方一定會先安一個罪名來確定自身合法性，
所以質疑這一點會比較沒有意義。
8.除非法院認定有拘留必要，否則一般來說不涉及保釋問題。
若警方懷疑被告可能逃走或有多重案底，
有可能不准保釋。（但被告可向法庭申請保釋）
起訴與保釋的部分：
1.如果事前得知有起訴可能，最好在筆錄時就能有律師在場為佳。
2.要清楚知道上庭日期及被告的罪名。
3.法院認定有拘留必要（預防逃走、串供等）才有保釋問題。
保釋的要件要看起訴與拘留的法律依據而定。
4.若不能負擔警方要求的保釋金，可要求降低保釋金。
友人寄了這個給我
放在這裡給各位參考參考
希望大家沒有需要用到的一天
關於進警局相關注意事項
被拘捕當時，需注意以下事項：
1.首先，原則上是採取行動上配合但應答上不鬆口的方式，
亦即有權保持緘默。
重要的是審度雙方實力，若我方陣勢夠大，才應考慮不合作對抗，
否則的話行動上還是儘量配合，以防被陷害與玩小手段。
2.如果有遇到暴力行為，應即刻記下臂章（左肩）或員警號碼（右胸）。
同時如果有必要可要求立刻送院驗傷，留下有力證據並爭取處理時間。
3.有權知道受拘捕的罪名。
在警局製作筆錄：
1.要求律師或第三人（親友）到場前保持緘默。
在這個前提下，有權致電律師、親人或朋友，尋求協助。
如果有必要，可以要求代聘律師。
不過最好由自己能信任的朋友與律師來協助最佳。
2.可以拒絕夜間詢問。
不過基本上還是審視一下雙方實力，
這類不合作行動，最好確定對我方有利，
或必須拖延爭取處理時間時方用為佳。
3.有權知道口供紙上寫什麼，及要求取得副本。
口供是我方認定的事實，所以不需考慮警方的質疑。
若口供紙所記錄與事實不符，有權要求更正，否則可拒簽簽口供書。
4.如受暴力對待，應即時向主管投訴，及有權要求立刻送院驗傷。
5.除非向法院申請，否則警方僅能扣留疑犯24小時，且需有合理懷疑。
6.除非用作呈堂證供，警方必須將所有財物，物歸原主。
7.一般來說，24小時內的拘留問訊，開釋與否由警方決定。
如果沒有合理的懷疑（如拘留問訊的依據）警方應儘速開釋，
但通常無論起訴與否，警方一定會先安一個罪名來確定自身合法性，
所以質疑這一點會比較沒有意義。
8.除非法院認定有拘留必要，否則一般來說不涉及保釋問題。
若警方懷疑被告可能逃走或有多重案底，
有可能不准保釋。（但被告可向法庭申請保釋）
起訴與保釋的部分：
1.如果事前得知有起訴可能，最好在筆錄時就能有律師在場為佳。
2.要清楚知道上庭日期及被告的罪名。
3.法院認定有拘留必要（預防逃走、串供等）才有保釋問題。
保釋的要件要看起訴與拘留的法律依據而定。
4.若不能負擔警方要求的保釋金，可要求降低保釋金。
2007年3月7日 星期三
<轉貼>林正修與鄭運鵬
轉載網址:
http://heterotopias.org/node/451?PHPSESSID=87caf88f004a87486c73d159a09f8036
林正修與鄭運鵬
朋友捎來一封「給所有認識正修的朋友的一封信」，在幾個同學與老師中傳遞著微弱的拉票訊息。
今年有兩個熟識的朋友參選立委，一個是學長兼同志的林正修，一個是同學的弟弟，也是學弟的鄭運鵬，兩人分屬不同的陣營。
林正修在台北市民政局五年，當初因為參加十四、五號公園的抗爭被馬英九延攬入閣，憑著長年在環保聯盟的經驗，讓民政局推動不少業務，包含了台北市將近上百個鄰里公園的改造計畫、亞洲ngo博覽會、戶政改革（取消里長津貼）、同志公民運動、廟政與儐葬業改革等，在研考會主委時期，推動台北市無線上網計畫。我看到電視上，與馬英九隨同拜票的畫面，這位在台大「學生之愛」運動時期就寫下《如何在七天之內成為左派》的傢伙身形變得如此之小。
鄭運鵬則有不同的遭遇，台大土木系畢業，因為城鄉所當時的某種政治氣氛，南下幫助謝長廷打贏大家都不看好的一仗，隨著謝長廷接任民進黨黨主席，接下民進黨文宣部與青年部，在2000年推出「再怎麼野蠻」系列廣告讓國民黨重創，成為媒體喜愛的「奶油小生」。後在2004年又主掌千萬廣告預算與國親兩黨廝殺，如今不顧黨內大老反對，執意參選，現又傳出「棄鄭保高」，謝長廷要力主自己的嫡系。
兩人的共通點，就是都有自己的部落格，與台大城鄉有所淵源。
台灣的政黨政治是政治人物的代理與血統戰爭，無關政治視野與政策。朋友信中說，「想不想，解放被韁繩綑綁六年的「馬正修」，讓他變成印象中跑跑跳跳衝衝撞撞「林正修」，到立法院演場好戲，讓庸俗且沒水準至極的政治媒體，也會知道這個世界有人叫做馬克斯、阿圖塞與葛藍西！！！」，作為一個代理者，有沒有機會談馬克思、阿圖塞或葛蘭西，或者像香港的長毛一樣，在香港立法局高舉托洛斯基與列寧，我不知道。除非我們太過天真，除非我們將政治改革與個人的政治前途混為一談，否則馬正修也好，謝運鵬也好，青年或有的理想終將逼自己形單影孤，我們的立法院難道還缺表演？
我們有其他的選擇嗎？
曾鼓吹廢票運動的鄭村祺（好一個諷刺）與爭取性工作權益的王芳萍？也許是吧，人民團體的代表如工人、性工者，是一種可開始的異途，人民團體的代理者比之政治人物的代理者有更好的政治進步性。
http://heterotopias.org/node/451?PHPSESSID=87caf88f004a87486c73d159a09f8036
林正修與鄭運鵬
朋友捎來一封「給所有認識正修的朋友的一封信」，在幾個同學與老師中傳遞著微弱的拉票訊息。
今年有兩個熟識的朋友參選立委，一個是學長兼同志的林正修，一個是同學的弟弟，也是學弟的鄭運鵬，兩人分屬不同的陣營。
林正修在台北市民政局五年，當初因為參加十四、五號公園的抗爭被馬英九延攬入閣，憑著長年在環保聯盟的經驗，讓民政局推動不少業務，包含了台北市將近上百個鄰里公園的改造計畫、亞洲ngo博覽會、戶政改革（取消里長津貼）、同志公民運動、廟政與儐葬業改革等，在研考會主委時期，推動台北市無線上網計畫。我看到電視上，與馬英九隨同拜票的畫面，這位在台大「學生之愛」運動時期就寫下《如何在七天之內成為左派》的傢伙身形變得如此之小。
鄭運鵬則有不同的遭遇，台大土木系畢業，因為城鄉所當時的某種政治氣氛，南下幫助謝長廷打贏大家都不看好的一仗，隨著謝長廷接任民進黨黨主席，接下民進黨文宣部與青年部，在2000年推出「再怎麼野蠻」系列廣告讓國民黨重創，成為媒體喜愛的「奶油小生」。後在2004年又主掌千萬廣告預算與國親兩黨廝殺，如今不顧黨內大老反對，執意參選，現又傳出「棄鄭保高」，謝長廷要力主自己的嫡系。
兩人的共通點，就是都有自己的部落格，與台大城鄉有所淵源。
台灣的政黨政治是政治人物的代理與血統戰爭，無關政治視野與政策。朋友信中說，「想不想，解放被韁繩綑綁六年的「馬正修」，讓他變成印象中跑跑跳跳衝衝撞撞「林正修」，到立法院演場好戲，讓庸俗且沒水準至極的政治媒體，也會知道這個世界有人叫做馬克斯、阿圖塞與葛藍西！！！」，作為一個代理者，有沒有機會談馬克思、阿圖塞或葛蘭西，或者像香港的長毛一樣，在香港立法局高舉托洛斯基與列寧，我不知道。除非我們太過天真，除非我們將政治改革與個人的政治前途混為一談，否則馬正修也好，謝運鵬也好，青年或有的理想終將逼自己形單影孤，我們的立法院難道還缺表演？
我們有其他的選擇嗎？
曾鼓吹廢票運動的鄭村祺（好一個諷刺）與爭取性工作權益的王芳萍？也許是吧，人民團體的代表如工人、性工者，是一種可開始的異途，人民團體的代理者比之政治人物的代理者有更好的政治進步性。
2007年3月2日 星期五
<轉貼>三言兩語論淘空
轉貼網址:
http://www.wretch.cc/blog/chetbaker&article_id=10232602
關於王又曾先生的案件，其實是一個相當專業的問題，實在很難三言兩語就說得清楚。關於金融監理的問題，說得太膚淺，等於沒說；說得太難又沒人看得懂。不過鑑於我一時糊塗答應邀稿，行走江湖講的就是義氣，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又是亞洲金融危機，所以我還是盡力而為，把我以前學的一點小東西拿出來野人獻曝。不過，本篇文章真的很硬，一點也不好玩，所以沒興趣的朋友應該可以跳回上一頁，免得死掉一堆腦細胞。
其實，說到這件事情，要回到1991年，也就是民國80年。當年政府為了所謂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大幅度開放銀行設立。當年設立的資本額，大有為的政府竟然僅規定一百億，只要能拿一百億出來，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吸收社會大眾的存款；也就是說，投資一百億的資金，就可以取得一千億，乃至於兩千億的存款可供成立銀行的大股東們運用。當時一共有十九家銀行提出申請，最後國民黨政府大手一揮，竟然一共有十五家放行。
這些新銀行就其資本性質可分為三大類，一是產業資本，如台塑、遠東、台泥、力霸等集團；二是非銀行的特殊金融資本，包括地方的信合社、保險與證券公司；最後則是黨政資本，如國民黨黨營事業。這些資本的共同特色在於，都是具有特殊政治關係的財團。這些銀行的特質，已經注定往後台灣的金融體質會相當虛弱。我常在想，許多事情不能只看現在，比如說現在大家在嫌棄高學費，其實應該要回過頭看當年的吳京部長的決策，他在任內大舉開放大學設立，又提倡學費自由化，一切向美國看齊。當原本十家大學變成一百家大學，教育預算都還是一百億，當然原本能分到的金額就會只剩十分之一，如此一來，大學學費怎能不漲？當然，談到這問題會有點遠，可是道理是相通的。其實現在的大學素質可說差距很大，經營不良的學店也多有之，可是現在的扁政府，難道可以大筆一揮說，經營不良的學校通通裁撤嗎？這當然不行，學生怎辦？教師怎辦？所以，只好繼續抱著地雷等過年。
那麼，為什麼企業集團的大老闆，都喜歡設立銀行呢？比方說，力霸集團的王先生，在設立銀行之前，要借錢不但要看銀行的臉色，利率額度也都沒得商量。但是，自己集團設了銀行以後，以後力霸百貨要借錢，就直接向中華商業銀行借錢就好了，利率不但低，額度無限制，反正只要董事會通過就可以，至於董事會，全部都是自家人，哪有不通過的可能性？所以，大企業一定要設立銀行，因為等於是把存戶的錢當作自己的金庫。
當然，下一個問題是，政府難道都不管嗎？這是許多人想要問的問題。先來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這個機構是做什麼的呢？原則上就是要監督這些銀行是不是有淘空或把存戶的錢拿來開玩笑。其實目前在金管會列管的問題銀行，就至少有五家以上，換句話說，中華商業銀行只是其中之一，至少還有四家以上的銀行等著要出問題。這都還是小事，根據行政院的估計，其實需要一兆左右的資金，才能夠順利解決這些銀行所創造出來的黑洞。一兆，相當於台灣政府一年的總預算，別說泛藍掌控的立法院不會通過，即便通過，泛綠政府恐怕也沒有這個錢來編列如此龐大的預算，所以只能一家一家的解決，根本不可能一次處理所有岌岌可危的銀行。
這也就是為何金管會主委在下台的時候，發給記者的簡訊會如此憤慨，開頭就寫：「金融機構問題，沈痾已久」，擺明說自己是代罪羔羊。因為根本不可能一次處理所有的金融黑洞，而逐家處理，卻又有許多的「有力政商人士」關說，所以只得等著這些黑洞逐步吞噬台灣的銀行。這時候，下一個問題又出現了，金管會的官僚與委員，難道就這麼沒用，整天只會屈服於政商人士的關說嗎？還是說，就像前金管會委員林忠正一樣，只會與業者一起玩法弄權呢？其實，這是法律的問題。台灣的銀行監理實務中，必須要等到銀行資產小於負債，才能啟動糾正措施，但是通常此時銀行已經到無藥可救的地步；銀行法六十二條雖然規定，銀行因業務或財務顯著惡化，不能支付債務或有損存款人利益之虞，主管機關得勒令停業，派員監管清理。但是就是因為裁量權過大，金管會反而不敢隨意妄動，因為說不定會落得破壞金融穩定的罪名，所以官僚在定義所謂的「問題銀行」時，都以銀行法六十四條的規定為準，也就是銀行虧損達資本三分之一時，才會介入接管，然而，當銀行到這等田地時，往往已經不可能有起死回生的機會，這一點，單純要責怪金管會的監理太差，恐怕也是有失公允。應該說，現行的銀行法幾乎無法適用在實務上，才是真正的問題。
當然，法律這問題，可以透過修法解決，只要偉大的立法委員們願意高抬貴手，不要每天上演政黨惡鬥跟小丑的把戲，或許修法很快就會通過。然而，下一個嚴重的問題仍然會是金管會所考慮的因素，也就是存戶。一旦金管會宣布接管或暫停某家銀行的業務，會不會造成市場恐慌，接著就是民眾擠兌，本來沒問題的銀行也會立即倒閉。基本上，銀行收進一百元的存款，大概都會放出七十元，所以真正放在銀行的現金只有三成左右。這些錢應付平常的提款還行，可是當所有的存戶一夕之間湧進銀行，體質再健全的銀行，恐怕都會應聲倒閉。其實，所有的銀行都有參加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的存款保險，也就是說，只要在一百萬以下的存款，就算銀行倒閉，也可以在一百萬的額度內，全額取回。事實上，大部分的存戶也都是在一百萬以下，如果這些人不要盲目的提款，相信中華商業銀行也不會在一夕之間被提領四百三十億；然而，多數民眾根本就只是純粹的恐慌心態，所以瘋狂的擠兌提款。如果金管會痛定思痛，決定認真的把「出現危機」的銀行開始整治，而民眾的恐慌心態仍在，請問金融重建基金有多少四百三十億？特別在現在風吹草動的時期，如果金管會明天進駐某間銀行，恐怕另一個四百三十億立即應聲出現，這要金管會如何大刀闊斧整治這些機構？
或許有人會說，政府為何要拿納稅人的錢來補貼王又曾先生的淘空，以及存款戶的存款。反正擠兌損失的是銀行股東與存戶，為何要拿我們納稅人的錢來處理這些體質不良的銀行呢？很遺憾的，這筆錢一定要由納稅人來負擔。首先，台灣銀行的授信總額，大概是佔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左右，高居全世界第一名，如果不拯救銀行，其他銀行會對企業緊縮銀根，最後面恐怕直接受害的還是民眾；其次，這些體質不良的銀行，逾期的債權大概有六成左右還是一般民眾的房屋貸款，比起其他金融危機的國家（大約八成是大企業的爛帳），情況完全不同，所以不拯救這些銀行，當然受害的又是納稅人。所以，即使是四百三十億，行政院也只能硬著頭皮拯救中華商銀，而不能任其倒閉。
這篇文章其實有點硬（應該說非常硬），並不像有某網友的「白癡也能懂的淘空指南」那樣好笑的文章。對我而言，這樣的文章不能真正解釋問題，只是發洩情緒而已。就好比說，文章裡面提到大戶的貸款，好像是總經理拍定就可以，那根本就是完全錯誤的。更何況，就如我前面說的，完整的解釋這件事情並不是二千字做得到的，在我看來至少要二百萬字；所以，我盡力的把最近發生的事情，用比較淺顯的方式跟大家說明，希望大家不要覺得無聊啦～就當作是補充時事資訊囉～
不過，連續寫二篇政治性的文章，實在是有礙健康，下次我決定要來轉換心情，寫點好玩的。
http://www.wretch.cc/blog/chetbaker&article_id=10232602
關於王又曾先生的案件，其實是一個相當專業的問題，實在很難三言兩語就說得清楚。關於金融監理的問題，說得太膚淺，等於沒說；說得太難又沒人看得懂。不過鑑於我一時糊塗答應邀稿，行走江湖講的就是義氣，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又是亞洲金融危機，所以我還是盡力而為，把我以前學的一點小東西拿出來野人獻曝。不過，本篇文章真的很硬，一點也不好玩，所以沒興趣的朋友應該可以跳回上一頁，免得死掉一堆腦細胞。
其實，說到這件事情，要回到1991年，也就是民國80年。當年政府為了所謂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大幅度開放銀行設立。當年設立的資本額，大有為的政府竟然僅規定一百億，只要能拿一百億出來，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吸收社會大眾的存款；也就是說，投資一百億的資金，就可以取得一千億，乃至於兩千億的存款可供成立銀行的大股東們運用。當時一共有十九家銀行提出申請，最後國民黨政府大手一揮，竟然一共有十五家放行。
這些新銀行就其資本性質可分為三大類，一是產業資本，如台塑、遠東、台泥、力霸等集團；二是非銀行的特殊金融資本，包括地方的信合社、保險與證券公司；最後則是黨政資本，如國民黨黨營事業。這些資本的共同特色在於，都是具有特殊政治關係的財團。這些銀行的特質，已經注定往後台灣的金融體質會相當虛弱。我常在想，許多事情不能只看現在，比如說現在大家在嫌棄高學費，其實應該要回過頭看當年的吳京部長的決策，他在任內大舉開放大學設立，又提倡學費自由化，一切向美國看齊。當原本十家大學變成一百家大學，教育預算都還是一百億，當然原本能分到的金額就會只剩十分之一，如此一來，大學學費怎能不漲？當然，談到這問題會有點遠，可是道理是相通的。其實現在的大學素質可說差距很大，經營不良的學店也多有之，可是現在的扁政府，難道可以大筆一揮說，經營不良的學校通通裁撤嗎？這當然不行，學生怎辦？教師怎辦？所以，只好繼續抱著地雷等過年。
那麼，為什麼企業集團的大老闆，都喜歡設立銀行呢？比方說，力霸集團的王先生，在設立銀行之前，要借錢不但要看銀行的臉色，利率額度也都沒得商量。但是，自己集團設了銀行以後，以後力霸百貨要借錢，就直接向中華商業銀行借錢就好了，利率不但低，額度無限制，反正只要董事會通過就可以，至於董事會，全部都是自家人，哪有不通過的可能性？所以，大企業一定要設立銀行，因為等於是把存戶的錢當作自己的金庫。
當然，下一個問題是，政府難道都不管嗎？這是許多人想要問的問題。先來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這個機構是做什麼的呢？原則上就是要監督這些銀行是不是有淘空或把存戶的錢拿來開玩笑。其實目前在金管會列管的問題銀行，就至少有五家以上，換句話說，中華商業銀行只是其中之一，至少還有四家以上的銀行等著要出問題。這都還是小事，根據行政院的估計，其實需要一兆左右的資金，才能夠順利解決這些銀行所創造出來的黑洞。一兆，相當於台灣政府一年的總預算，別說泛藍掌控的立法院不會通過，即便通過，泛綠政府恐怕也沒有這個錢來編列如此龐大的預算，所以只能一家一家的解決，根本不可能一次處理所有岌岌可危的銀行。
這也就是為何金管會主委在下台的時候，發給記者的簡訊會如此憤慨，開頭就寫：「金融機構問題，沈痾已久」，擺明說自己是代罪羔羊。因為根本不可能一次處理所有的金融黑洞，而逐家處理，卻又有許多的「有力政商人士」關說，所以只得等著這些黑洞逐步吞噬台灣的銀行。這時候，下一個問題又出現了，金管會的官僚與委員，難道就這麼沒用，整天只會屈服於政商人士的關說嗎？還是說，就像前金管會委員林忠正一樣，只會與業者一起玩法弄權呢？其實，這是法律的問題。台灣的銀行監理實務中，必須要等到銀行資產小於負債，才能啟動糾正措施，但是通常此時銀行已經到無藥可救的地步；銀行法六十二條雖然規定，銀行因業務或財務顯著惡化，不能支付債務或有損存款人利益之虞，主管機關得勒令停業，派員監管清理。但是就是因為裁量權過大，金管會反而不敢隨意妄動，因為說不定會落得破壞金融穩定的罪名，所以官僚在定義所謂的「問題銀行」時，都以銀行法六十四條的規定為準，也就是銀行虧損達資本三分之一時，才會介入接管，然而，當銀行到這等田地時，往往已經不可能有起死回生的機會，這一點，單純要責怪金管會的監理太差，恐怕也是有失公允。應該說，現行的銀行法幾乎無法適用在實務上，才是真正的問題。
當然，法律這問題，可以透過修法解決，只要偉大的立法委員們願意高抬貴手，不要每天上演政黨惡鬥跟小丑的把戲，或許修法很快就會通過。然而，下一個嚴重的問題仍然會是金管會所考慮的因素，也就是存戶。一旦金管會宣布接管或暫停某家銀行的業務，會不會造成市場恐慌，接著就是民眾擠兌，本來沒問題的銀行也會立即倒閉。基本上，銀行收進一百元的存款，大概都會放出七十元，所以真正放在銀行的現金只有三成左右。這些錢應付平常的提款還行，可是當所有的存戶一夕之間湧進銀行，體質再健全的銀行，恐怕都會應聲倒閉。其實，所有的銀行都有參加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的存款保險，也就是說，只要在一百萬以下的存款，就算銀行倒閉，也可以在一百萬的額度內，全額取回。事實上，大部分的存戶也都是在一百萬以下，如果這些人不要盲目的提款，相信中華商業銀行也不會在一夕之間被提領四百三十億；然而，多數民眾根本就只是純粹的恐慌心態，所以瘋狂的擠兌提款。如果金管會痛定思痛，決定認真的把「出現危機」的銀行開始整治，而民眾的恐慌心態仍在，請問金融重建基金有多少四百三十億？特別在現在風吹草動的時期，如果金管會明天進駐某間銀行，恐怕另一個四百三十億立即應聲出現，這要金管會如何大刀闊斧整治這些機構？
或許有人會說，政府為何要拿納稅人的錢來補貼王又曾先生的淘空，以及存款戶的存款。反正擠兌損失的是銀行股東與存戶，為何要拿我們納稅人的錢來處理這些體質不良的銀行呢？很遺憾的，這筆錢一定要由納稅人來負擔。首先，台灣銀行的授信總額，大概是佔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左右，高居全世界第一名，如果不拯救銀行，其他銀行會對企業緊縮銀根，最後面恐怕直接受害的還是民眾；其次，這些體質不良的銀行，逾期的債權大概有六成左右還是一般民眾的房屋貸款，比起其他金融危機的國家（大約八成是大企業的爛帳），情況完全不同，所以不拯救這些銀行，當然受害的又是納稅人。所以，即使是四百三十億，行政院也只能硬著頭皮拯救中華商銀，而不能任其倒閉。
這篇文章其實有點硬（應該說非常硬），並不像有某網友的「白癡也能懂的淘空指南」那樣好笑的文章。對我而言，這樣的文章不能真正解釋問題，只是發洩情緒而已。就好比說，文章裡面提到大戶的貸款，好像是總經理拍定就可以，那根本就是完全錯誤的。更何況，就如我前面說的，完整的解釋這件事情並不是二千字做得到的，在我看來至少要二百萬字；所以，我盡力的把最近發生的事情，用比較淺顯的方式跟大家說明，希望大家不要覺得無聊啦～就當作是補充時事資訊囉～
不過，連續寫二篇政治性的文章，實在是有礙健康，下次我決定要來轉換心情，寫點好玩的。
<轉貼>News analysis: top story (經濟學人)
News analysis: top story
Women and work
Jobs for the girls
Mar 3rd 2007
From Economist.com
The World Bank wants more schemes aimed at helping poor women. But a growing economy may do more to liberate them
Jupiterimages
MAN may labour from sun to sun, but a woman's work is never done, says the old proverb. To add insult to injury, she gets less out of her labours than he does. In both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poverty most often has a feminine face. It is bad enough in America: according to the Census Bureau 14.1% of women live in poverty, compared with 11.1% of me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situation is much worse. By some estimates 70% of the world's poor are women and the depth of their deprivation, which often involves subsisting on less than $2 a day, makes American poverty look positively benign.
The World Bank would like this to change. Late in February, together with the OECD and several European governments, it convened a conference in Berlin on increasing the economic power of women. The bank reckons that restricting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economy is not merely unfair, but bad economics. To put matters right it has released a “Gender Action Plan”, which calls for better data and a harder push for World Bank schemes that seek to move women into the economic mainstream.
The process of liberating women in rich countries was painfully slow (and is not yet complete, according to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still have many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hat hinder growth, and economic access for women. Disparity in the schooling of boys and girls is still great in many countries, for example. This not only stunts the prospects for women, but also reduces economic growth by essentially hobbling half the potential labour force.
Currently, the World Bank says that women earn an average of 22% less than men, and have much less access to credit; in Africa, for example, they receive just 1% of the credit going to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Changing this could have an enormous impact on deprivation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why Grameen Bank, among other poverty-fighting institutions, has chosen to focus its efforts on women. Almost all of its borrowers are women, and the micro-lender tries to ensure that its loans raise the economic status of women within their families by ensuring, for example, that ownership of houses built with Grameen loans stays with the women.
There is also evidence that giving women more financial power fosters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re men control most of the finances, it is more likely that households will distribute what they have unequally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children, leaving the female family members with insufficient resources to meet basic needs. This, in turn, can hinder development of both mind and body. Giving women economic power can significantly alter decision-making in ways that improve general welfare. Households where women contribute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 revenue spend more money on food and childcare and less on alcohol and tobacco.
But the World Bank may have cause and effect reversed. Does liberating women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or does economic growth spur women's liberation? In an economy where adding economic value involves muscle power, women are bound to be paid less, and valued less, than men even before the effects of childbirth and childcare ar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in most societies, lower economic value translates into reduced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us.
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certainly seems to indicate that economic growth is profoundly liberating for women. As the value of brute force falls opportunities in the labour market for women grow. Modern contraceptives, and labour-saving appliances, make it easier for them to take paid work. And with that com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There is a strong argument that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owes less to the “feminine mystique” than to the dishwashers and washing machines that reduced household drudgery. If so the bank would do better to concentrate on spurring economic growth rather than fretting about gender.
Women and work
Jobs for the girls
Mar 3rd 2007
From Economist.com
The World Bank wants more schemes aimed at helping poor women. But a growing economy may do more to liberate them
Jupiterimages
MAN may labour from sun to sun, but a woman's work is never done, says the old proverb. To add insult to injury, she gets less out of her labours than he does. In both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poverty most often has a feminine face. It is bad enough in America: according to the Census Bureau 14.1% of women live in poverty, compared with 11.1% of me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situation is much worse. By some estimates 70% of the world's poor are women and the depth of their deprivation, which often involves subsisting on less than $2 a day, makes American poverty look positively benign.
The World Bank would like this to change. Late in February, together with the OECD and several European governments, it convened a conference in Berlin on increasing the economic power of women. The bank reckons that restricting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economy is not merely unfair, but bad economics. To put matters right it has released a “Gender Action Plan”, which calls for better data and a harder push for World Bank schemes that seek to move women into the economic mainstream.
The process of liberating women in rich countries was painfully slow (and is not yet complete, according to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still have many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hat hinder growth, and economic access for women. Disparity in the schooling of boys and girls is still great in many countries, for example. This not only stunts the prospects for women, but also reduces economic growth by essentially hobbling half the potential labour force.
Currently, the World Bank says that women earn an average of 22% less than men, and have much less access to credit; in Africa, for example, they receive just 1% of the credit going to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Changing this could have an enormous impact on deprivation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why Grameen Bank, among other poverty-fighting institutions, has chosen to focus its efforts on women. Almost all of its borrowers are women, and the micro-lender tries to ensure that its loans raise the economic status of women within their families by ensuring, for example, that ownership of houses built with Grameen loans stays with the women.
There is also evidence that giving women more financial power fosters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re men control most of the finances, it is more likely that households will distribute what they have unequally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children, leaving the female family members with insufficient resources to meet basic needs. This, in turn, can hinder development of both mind and body. Giving women economic power can significantly alter decision-making in ways that improve general welfare. Households where women contribute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 revenue spend more money on food and childcare and less on alcohol and tobacco.
But the World Bank may have cause and effect reversed. Does liberating women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or does economic growth spur women's liberation? In an economy where adding economic value involves muscle power, women are bound to be paid less, and valued less, than men even before the effects of childbirth and childcare ar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in most societies, lower economic value translates into reduced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us.
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certainly seems to indicate that economic growth is profoundly liberating for women. As the value of brute force falls opportunities in the labour market for women grow. Modern contraceptives, and labour-saving appliances, make it easier for them to take paid work. And with that com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There is a strong argument that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owes less to the “feminine mystique” than to the dishwashers and washing machines that reduced household drudgery. If so the bank would do better to concentrate on spurring economic growth rather than fretting about gender.
2007年2月19日 星期一
<轉貼>左右矛盾的政治路線
引用地址：
http://www.coolloud.org.tw/news/trackback.asp?tbID=121778
左右矛盾的政治路線
─ 簡評台聯黨的中間偏左
■苦勞論壇2007/02/18
◎作者：姚欣進
在當前台灣經濟停滯、民生疾苦以及藍綠兩大黨束手無策的現實下，台灣政壇近日出現了台聯黨「中間偏左」政治訴求。
兩岸統獨主權問題與民生疾苦，乃是台灣當前的兩大基本難題。如今，台聯黨宣稱今後將以民生議題為該黨新的政治主軸，這顯然是基於政治現實與策略考慮，不在第一個問題上與民進黨爭奪群眾，轉而在第二個問題上另闢戰場。但台聯黨願意針對民生現實提出主張，這對於為群眾社經利益抗爭的社運團體來說，就格外值得深入討論。
那麼，什麼是台聯黨的中間偏左政治路線？它能解決台灣社經的矛盾嗎？它的客觀意義是什麼？ 根據台聯立委賴幸媛的說法（中國時報，2007/02/01），這中間偏左的目標，「是要為被壓在M型底層的勞苦大眾發聲，為他們爭取權益，在「政治民主」之後，促進「經濟民主」的實現」。落實在基本政策上，賴幸媛說（2-13日座談會發言，見苦勞網的新聞報導，苦勞論壇2007/02/14），中間偏左路線是尊重、不挑戰資本主義私有制，主張透過稅制、重分配的方式來進行社會福利政策（如反教育商品化）；此外，賴幸媛強調工作權保障，應大幅調整產業政策，「創造工作機會讓人人有工作」；充分利用WTO平台，補足自由貿易弊病、保護本國產業等。
即使我們對於左翼採許最廣義的界定（對於資本主義體制有局部的批判），上述對於所謂中間偏左的說法， 頂多是向中間挪靠一小步而已（連說是中間派都很勉強）。這僅是對現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小幅改良，毫無偏左的內容。
首先，這中間偏左路線雖提出保障工作權，但另一方面卻口口聲聲尊重資本主義全面私有制、市場經濟，那所謂人人有工作的理想就不過是空洞的口號，毫無現實可能能落實。台灣經濟是屬於全球化資本主義一環，在全球資本紛紛由各傳統區域經濟體而匯合於特定產業、極少數企業與各散布地點來進行壟斷集中時，作為一個小區域單位的台灣資本主義經濟體是不可能自給自足地提供本地勞工充分就業的。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完全屈服於資本主義私有制，那工作權不僅與市場利潤、資本邏輯嚴重抵觸，而且勢必要臣服於私人利潤而丟掉工作。近十餘年來，隨著全球化發展而不斷高漲的台灣失業率（由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2%以下到近十年來的3%至5%失業率），充分地印證這殘酷的事實。
如果失業問題不能解決，則勞動大眾就沒有收入、家庭生計立即困難，這最終的結果就是社會基本安全網絡、社會秩序開始動搖。近年來台灣社會最底層人民的種種家庭悲劇，如家庭性暴力、父母攜兒女自殺，以及社會基本價值與秩序的鬆動，如詐欺、吸毒案件比例的大幅升高，都顯示了這重大的社經危機。
然而，台灣勞工失業率高漲的長期趨勢，乃是資本主義全球分工、資本集中下的必然結果，不是提出某些產業政策這些旁枝末節的改善就能扭轉。不去開始改造資本主義私有制，就不可能有效解決失業問題。因此，中間偏左所謂在私有制之下來保障工作權云云，不是對於資本主義運作無知就是騙取勞動大眾的選票。
雖然台灣當前還沒有運動條件來進行全面廢除私有制的抗爭（反對私有制，是反對生產資料的私有化而非反對消費品的私人佔有），但在理論認識上，我們必須讓群眾在原則上了解私有制的資本主義是不可能保障我們工作權，全民就業的理想只能在公有制的經濟體制內落實。
其次，即使失業問題無法解決，但為了減輕人民生活的沈重負擔，政府必須對大眾的社會基本需求提供免費或低廉的代價。要做到這點，提供社會基本需求的產業就必須公有化、公共化，以社會資源來公平地由大眾分享。
然而，中間偏左的路線不敢針對關鍵性、壟斷性而且屬於社會基本需求的產業，例如大眾運輸、教育、全民醫療、大眾通訊與媒體等，提出局部性的公有化、公共化。換言之，在全面私有化的市場經濟下，困苦的勞動大眾每日都必須為這些基本生活需求，而對經營這些關鍵產業的大財團企業付出高昂的代價（因為私人企業是以成本之外加計鉅額的利潤來收費）。
中間偏左路線不僅沒有解決失業，還對減輕人民起碼生活負擔的關鍵產業公有化政策背道而馳。這又如何「照顧人民生計」呢？這難道不是空口說白話嗎？
其三，賴幸媛提出稅制改革、重分配以改進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的分配不公。由於賴幸媛並未說明這稅制政策的基本內容，我們雖無從具體討論這政策，但卻可以分析台灣實施這稅制政策的可能性。
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要做到高稅率，台灣必須有個先決條件。即台灣在全球分工結構裡必須居於壟斷、最大利潤鏈的地位上，如領導產業的設計研發與全球品牌。如此，台灣資本主義才會有超額利潤來進行一定程度的財富重分配，企業財團、富豪才有可能接受高稅率，否則若企業都只有微薄毛利還要負擔高稅賦，資本家就會資本外移、抗拒投資。世界上所有高稅率的資本主義國家，而且還能持續穩定運作，無一不是居於全球資本領導地位的先進國。
顯然台灣根本不具備這條件，所以要高喊高稅率制度以重分配財富，在實踐上是非常困難的。
其四，賴幸媛唯一提及較有批判性的政策，就是反教育商品化，但她卻同時提出資本全球化趨向、強調WTO平台必要性等等。這不僅是邏輯上更是現實上的矛盾了。WTO成立的宗旨與功能就是要全球範圍上徹底推動商品化與自由貿易，尤其是包括教育的服務業。如果我們認同WTO又接受其運作機制，那又如何反教育商品化呢？這兩者是概念與現實上相互矛盾！
台聯黨的中間偏左路線才初試啼聲，就顯示了這路線無一不充滿了自我矛盾、左右抵觸的荒謬內容。這正是一般企圖左右逢源、各方通吃的中間派路線一貫特色。
但耐人尋味的是，既然明明不過是中間派訴求而已（目前還不是，中間路線只是台聯黨最好的可能發展結果），那為什麼要掛上左翼的標籤呢？不論這是否刻意或無心之舉，台聯黨以左翼標籤至少想要傳達「社會公平正義」、「經濟民主」、照顧「社會民生」的理念（見中國時報上引文）。而它一旦與左翼理想、旗號沾上邊，渴望社會公義的台灣勞苦大眾、社運者或許就能認同這新興的政治勢力。
這種策略考慮當然符合台聯黨的政治利益，但它卻完全有害於台灣左翼運動的發展。任何一個政黨不應拿一些理想但抽象的口號來吸引群眾，而它的實際政策卻是阻礙這理想的實現。若是如此，被吸納於左翼（或偏左）旗幟政黨下的勞動群眾，不但不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客觀上更會分化、打擊真正左翼政黨力量的團結與發展。
要由社會公平正義這抽象的理想落實到具體的政策時，就必須科學地分析阻礙這理想落實的真正障礙是什麼。世界左翼運動多年來的實踐，早已反覆證明唯有不斷擴大社會資源的公有化、公共化，不斷轉化私有制市場經濟，才是能達到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正道。
我們期望，任何有志於解決台灣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政治團體能在這方向下努力。
http://www.coolloud.org.tw/news/trackback.asp?tbID=121778
左右矛盾的政治路線
─ 簡評台聯黨的中間偏左
■苦勞論壇2007/02/18
◎作者：姚欣進
在當前台灣經濟停滯、民生疾苦以及藍綠兩大黨束手無策的現實下，台灣政壇近日出現了台聯黨「中間偏左」政治訴求。
兩岸統獨主權問題與民生疾苦，乃是台灣當前的兩大基本難題。如今，台聯黨宣稱今後將以民生議題為該黨新的政治主軸，這顯然是基於政治現實與策略考慮，不在第一個問題上與民進黨爭奪群眾，轉而在第二個問題上另闢戰場。但台聯黨願意針對民生現實提出主張，這對於為群眾社經利益抗爭的社運團體來說，就格外值得深入討論。
那麼，什麼是台聯黨的中間偏左政治路線？它能解決台灣社經的矛盾嗎？它的客觀意義是什麼？ 根據台聯立委賴幸媛的說法（中國時報，2007/02/01），這中間偏左的目標，「是要為被壓在M型底層的勞苦大眾發聲，為他們爭取權益，在「政治民主」之後，促進「經濟民主」的實現」。落實在基本政策上，賴幸媛說（2-13日座談會發言，見苦勞網的新聞報導，苦勞論壇2007/02/14），中間偏左路線是尊重、不挑戰資本主義私有制，主張透過稅制、重分配的方式來進行社會福利政策（如反教育商品化）；此外，賴幸媛強調工作權保障，應大幅調整產業政策，「創造工作機會讓人人有工作」；充分利用WTO平台，補足自由貿易弊病、保護本國產業等。
即使我們對於左翼採許最廣義的界定（對於資本主義體制有局部的批判），上述對於所謂中間偏左的說法， 頂多是向中間挪靠一小步而已（連說是中間派都很勉強）。這僅是對現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小幅改良，毫無偏左的內容。
首先，這中間偏左路線雖提出保障工作權，但另一方面卻口口聲聲尊重資本主義全面私有制、市場經濟，那所謂人人有工作的理想就不過是空洞的口號，毫無現實可能能落實。台灣經濟是屬於全球化資本主義一環，在全球資本紛紛由各傳統區域經濟體而匯合於特定產業、極少數企業與各散布地點來進行壟斷集中時，作為一個小區域單位的台灣資本主義經濟體是不可能自給自足地提供本地勞工充分就業的。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完全屈服於資本主義私有制，那工作權不僅與市場利潤、資本邏輯嚴重抵觸，而且勢必要臣服於私人利潤而丟掉工作。近十餘年來，隨著全球化發展而不斷高漲的台灣失業率（由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2%以下到近十年來的3%至5%失業率），充分地印證這殘酷的事實。
如果失業問題不能解決，則勞動大眾就沒有收入、家庭生計立即困難，這最終的結果就是社會基本安全網絡、社會秩序開始動搖。近年來台灣社會最底層人民的種種家庭悲劇，如家庭性暴力、父母攜兒女自殺，以及社會基本價值與秩序的鬆動，如詐欺、吸毒案件比例的大幅升高，都顯示了這重大的社經危機。
然而，台灣勞工失業率高漲的長期趨勢，乃是資本主義全球分工、資本集中下的必然結果，不是提出某些產業政策這些旁枝末節的改善就能扭轉。不去開始改造資本主義私有制，就不可能有效解決失業問題。因此，中間偏左所謂在私有制之下來保障工作權云云，不是對於資本主義運作無知就是騙取勞動大眾的選票。
雖然台灣當前還沒有運動條件來進行全面廢除私有制的抗爭（反對私有制，是反對生產資料的私有化而非反對消費品的私人佔有），但在理論認識上，我們必須讓群眾在原則上了解私有制的資本主義是不可能保障我們工作權，全民就業的理想只能在公有制的經濟體制內落實。
其次，即使失業問題無法解決，但為了減輕人民生活的沈重負擔，政府必須對大眾的社會基本需求提供免費或低廉的代價。要做到這點，提供社會基本需求的產業就必須公有化、公共化，以社會資源來公平地由大眾分享。
然而，中間偏左的路線不敢針對關鍵性、壟斷性而且屬於社會基本需求的產業，例如大眾運輸、教育、全民醫療、大眾通訊與媒體等，提出局部性的公有化、公共化。換言之，在全面私有化的市場經濟下，困苦的勞動大眾每日都必須為這些基本生活需求，而對經營這些關鍵產業的大財團企業付出高昂的代價（因為私人企業是以成本之外加計鉅額的利潤來收費）。
中間偏左路線不僅沒有解決失業，還對減輕人民起碼生活負擔的關鍵產業公有化政策背道而馳。這又如何「照顧人民生計」呢？這難道不是空口說白話嗎？
其三，賴幸媛提出稅制改革、重分配以改進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的分配不公。由於賴幸媛並未說明這稅制政策的基本內容，我們雖無從具體討論這政策，但卻可以分析台灣實施這稅制政策的可能性。
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要做到高稅率，台灣必須有個先決條件。即台灣在全球分工結構裡必須居於壟斷、最大利潤鏈的地位上，如領導產業的設計研發與全球品牌。如此，台灣資本主義才會有超額利潤來進行一定程度的財富重分配，企業財團、富豪才有可能接受高稅率，否則若企業都只有微薄毛利還要負擔高稅賦，資本家就會資本外移、抗拒投資。世界上所有高稅率的資本主義國家，而且還能持續穩定運作，無一不是居於全球資本領導地位的先進國。
顯然台灣根本不具備這條件，所以要高喊高稅率制度以重分配財富，在實踐上是非常困難的。
其四，賴幸媛唯一提及較有批判性的政策，就是反教育商品化，但她卻同時提出資本全球化趨向、強調WTO平台必要性等等。這不僅是邏輯上更是現實上的矛盾了。WTO成立的宗旨與功能就是要全球範圍上徹底推動商品化與自由貿易，尤其是包括教育的服務業。如果我們認同WTO又接受其運作機制，那又如何反教育商品化呢？這兩者是概念與現實上相互矛盾！
台聯黨的中間偏左路線才初試啼聲，就顯示了這路線無一不充滿了自我矛盾、左右抵觸的荒謬內容。這正是一般企圖左右逢源、各方通吃的中間派路線一貫特色。
但耐人尋味的是，既然明明不過是中間派訴求而已（目前還不是，中間路線只是台聯黨最好的可能發展結果），那為什麼要掛上左翼的標籤呢？不論這是否刻意或無心之舉，台聯黨以左翼標籤至少想要傳達「社會公平正義」、「經濟民主」、照顧「社會民生」的理念（見中國時報上引文）。而它一旦與左翼理想、旗號沾上邊，渴望社會公義的台灣勞苦大眾、社運者或許就能認同這新興的政治勢力。
這種策略考慮當然符合台聯黨的政治利益，但它卻完全有害於台灣左翼運動的發展。任何一個政黨不應拿一些理想但抽象的口號來吸引群眾，而它的實際政策卻是阻礙這理想的實現。若是如此，被吸納於左翼（或偏左）旗幟政黨下的勞動群眾，不但不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客觀上更會分化、打擊真正左翼政黨力量的團結與發展。
要由社會公平正義這抽象的理想落實到具體的政策時，就必須科學地分析阻礙這理想落實的真正障礙是什麼。世界左翼運動多年來的實踐，早已反覆證明唯有不斷擴大社會資源的公有化、公共化，不斷轉化私有制市場經濟，才是能達到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正道。
我們期望，任何有志於解決台灣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政治團體能在這方向下努力。
2006年10月18日 星期三
<轉貼>一生幹了兩件事(毛澤東)
一生幹了兩件事
毛澤東 １９７６年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論定了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不成就動蕩中交，搞的不好，後代怎麼辦？就得腥風血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 選自《毛澤東著作選》，姜義華著，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2006年9月19日 星期二
<轉貼>軍事大國輸掉戰爭的五個原因(Immanuel Wallerstein)
轉貼自苦勞網
轉貼網址: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118837
軍事大國輸掉戰爭的五個原因
■苦勞論壇2006/09/19
◎作者：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路愛國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美國是當今世界最強大的軍事大國。以色列是當今中東地區最強大的軍事大國。當一國想幹成某事卻遭到政治抵抗的時候，軍事優勢所產生的最明顯的誘惑之一就是動用軍隊。美國2003年做出了對伊拉克動武的決定。以色列2006年做出了對黎巴嫩動武的決定。兩國都是政府決策，盤算之後都認為他們肯定能在軍事衝突中取勝，並能迅速取勝。
一般而言，世界或某地區最強大的軍事大國確實能夠在這類交戰中取勝，並能迅速取勝。這就是我們說它們是最強大的軍事大國的意思。但是取勝有賴於這種局勢，即兩國之間的確存在著壓倒性軍事差距。如果差距不那麼突出，訴諸軍事力量的決策就可能適得其反，導致事與願違的嚴重後果。之所以會如此，有五個原因。
第一，如果弱國證明有足夠的力量延緩進程，甚至能造成僵持局面，那麼，交戰的主要結果就是顯露出最強大的軍事大國所謂軍事優勢的局限性。確實，世界從這種情況中汲取的教訓就是，最強大的軍事大國在軍事上的脆弱性超出大多數人的設想。其他國家則從軍事力量壓倒性不足的展現中得出政治結論。
第二，持久戰不可避免地從來都是殘酷的戰爭。最強大的軍事大國捲進了被認為有違道德的行動。如果戰爭確實短暫，有違道德的事情很快就被忘掉了。但如果戰爭拖延不決，這類行為不但在交戰兩國、而且在世界其他國家，都會越來越成為大眾感性認識的一部分。最強大的軍事大國開始喪失它所宣稱的任何道德優勢，世界輿論原來也曾相信過它的這種說法。那些或多或少站在最強大的軍事大國一邊的國家慢慢而又堅定地開始拉開它們的距離，有時甚至表露政治和道德憤怒之感。
第三，在開始的時候，最強大的軍事大國中的絕大多數輿論通常都支持本國政府的參戰決定。這種支持表現為愛國主義狂熱以及在道德上充分贊同本國政府。但支撐這種國內公眾贊同的是如下信念，即這場戰爭不僅在他們看來是正義的，而且還將勝得迅速並因此相對沒有痛苦。
當戰爭開始僵持的時候，最強大的軍事大國國內有兩部分人開始收回他們對政府的支持。一部分人認為政府還未盡力，它基本上不稱職。他們要求軍事進攻進一步升級。如果證明由於某種原因無法做到這一點，這些人常常就會得出結論，說他們應該全部撤出戰爭。第二部分人是那些開始從道德上對戰爭產生懷疑的人，他們開始敦促撤出戰爭，並非因為政府行動不力，而是因為政府在道德上錯了。雖然國內這兩部分批評者談論的是相反的觀點，他們相互之間也很不一致，但兩種不滿加在一起，對政府改變其政策形成很大的內部壓力。
當戰爭確已陷入僵持的時候，最強大的軍事大國政府就落到了雙輸境地。撤出也是敗，不撤也是敗。最初的結果是動彈不得（被稱為「堅持到底」），隨後就是蒙羞。如果蒙羞的感覺足夠強烈，它能導致這個被認為是最強大的軍事大國國內出現內部極度緊張的狀態。
第四，這種局面持續越長，其代價也就越大，包括（最強大的軍事大國的）生命代價，以及經濟代價。代價越大，政府就開始越來越失去內部的支持。受戰爭打擊的國家在物質上無疑遭到了破壞，經常達到極端的程度。但最強大的軍事大國遭到的破壞證明也非常巨大，即使較少表現在基礎設施的破壞上。
第五，當所有這一切發生的時候，即證明軍事力量不如原來相信得那麼強大，道德優勢喪失，國內支持越來越少，以及最強大的軍事大國的代價越來越高，其後果就是，最強大的軍事大國在世界體系中的整體政治地位下降，有時呈現加速下降。
從這五個原因中人們汲取的政治結論是，在讓自己飽嘗這些惡果之前，最強大的軍事大國最好明白無誤地確認，其軍事優勢確實具有壓倒性。
轉貼網址: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118837
軍事大國輸掉戰爭的五個原因
■苦勞論壇2006/09/19
◎作者：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路愛國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美國是當今世界最強大的軍事大國。以色列是當今中東地區最強大的軍事大國。當一國想幹成某事卻遭到政治抵抗的時候，軍事優勢所產生的最明顯的誘惑之一就是動用軍隊。美國2003年做出了對伊拉克動武的決定。以色列2006年做出了對黎巴嫩動武的決定。兩國都是政府決策，盤算之後都認為他們肯定能在軍事衝突中取勝，並能迅速取勝。
一般而言，世界或某地區最強大的軍事大國確實能夠在這類交戰中取勝，並能迅速取勝。這就是我們說它們是最強大的軍事大國的意思。但是取勝有賴於這種局勢，即兩國之間的確存在著壓倒性軍事差距。如果差距不那麼突出，訴諸軍事力量的決策就可能適得其反，導致事與願違的嚴重後果。之所以會如此，有五個原因。
第一，如果弱國證明有足夠的力量延緩進程，甚至能造成僵持局面，那麼，交戰的主要結果就是顯露出最強大的軍事大國所謂軍事優勢的局限性。確實，世界從這種情況中汲取的教訓就是，最強大的軍事大國在軍事上的脆弱性超出大多數人的設想。其他國家則從軍事力量壓倒性不足的展現中得出政治結論。
第二，持久戰不可避免地從來都是殘酷的戰爭。最強大的軍事大國捲進了被認為有違道德的行動。如果戰爭確實短暫，有違道德的事情很快就被忘掉了。但如果戰爭拖延不決，這類行為不但在交戰兩國、而且在世界其他國家，都會越來越成為大眾感性認識的一部分。最強大的軍事大國開始喪失它所宣稱的任何道德優勢，世界輿論原來也曾相信過它的這種說法。那些或多或少站在最強大的軍事大國一邊的國家慢慢而又堅定地開始拉開它們的距離，有時甚至表露政治和道德憤怒之感。
第三，在開始的時候，最強大的軍事大國中的絕大多數輿論通常都支持本國政府的參戰決定。這種支持表現為愛國主義狂熱以及在道德上充分贊同本國政府。但支撐這種國內公眾贊同的是如下信念，即這場戰爭不僅在他們看來是正義的，而且還將勝得迅速並因此相對沒有痛苦。
當戰爭開始僵持的時候，最強大的軍事大國國內有兩部分人開始收回他們對政府的支持。一部分人認為政府還未盡力，它基本上不稱職。他們要求軍事進攻進一步升級。如果證明由於某種原因無法做到這一點，這些人常常就會得出結論，說他們應該全部撤出戰爭。第二部分人是那些開始從道德上對戰爭產生懷疑的人，他們開始敦促撤出戰爭，並非因為政府行動不力，而是因為政府在道德上錯了。雖然國內這兩部分批評者談論的是相反的觀點，他們相互之間也很不一致，但兩種不滿加在一起，對政府改變其政策形成很大的內部壓力。
當戰爭確已陷入僵持的時候，最強大的軍事大國政府就落到了雙輸境地。撤出也是敗，不撤也是敗。最初的結果是動彈不得（被稱為「堅持到底」），隨後就是蒙羞。如果蒙羞的感覺足夠強烈，它能導致這個被認為是最強大的軍事大國國內出現內部極度緊張的狀態。
第四，這種局面持續越長，其代價也就越大，包括（最強大的軍事大國的）生命代價，以及經濟代價。代價越大，政府就開始越來越失去內部的支持。受戰爭打擊的國家在物質上無疑遭到了破壞，經常達到極端的程度。但最強大的軍事大國遭到的破壞證明也非常巨大，即使較少表現在基礎設施的破壞上。
第五，當所有這一切發生的時候，即證明軍事力量不如原來相信得那麼強大，道德優勢喪失，國內支持越來越少，以及最強大的軍事大國的代價越來越高，其後果就是，最強大的軍事大國在世界體系中的整體政治地位下降，有時呈現加速下降。
從這五個原因中人們汲取的政治結論是，在讓自己飽嘗這些惡果之前，最強大的軍事大國最好明白無誤地確認，其軍事優勢確實具有壓倒性。
2006年9月17日 星期日
<轉貼>蒼白的台灣自由主義
原文網址:<http://publish.pots.com.tw/Chinese/PotsView/2006/09/01/425_03potsv/index.html>
轉貼自破報復刊第425期 PotsView
蒼白的台灣自由主義
文／台灣立報社論
倒扁運動是個照妖鏡，照出一些人的真面貌。這裡頭，以澄社與龍應台最具代表性。施明德出來倒扁，雖然把倒扁運動的氣勢帶到一個新高潮；但我們發現，除了士氣提升的效應之外，對於陳水扁政權為何腐化得如此快速，對於民進黨為何墮落得如此不堪，都沒有提出甚麼論述出來。因此，施明德的倒扁運動基本上未脫離早期黨外運動的窠臼：善於掌握民氣，卻毫無思想深度。因此，不僅泛綠學者與社運人士沒有進步，施明德為代表的民進黨清流元老同樣在原地踏步。
雖然倒扁運動令人失望，但是最近卻有意外的收穫：台灣人民訝然發現，台灣一批自認為是社會清流的自由主義份子，最近紛紛暴露出保皇派的御用學者真面目。讓台灣人民認清這批偽君子的真相，或許是倒扁運動最大的貢獻之一。
自由主義一向是半調子的思潮。早期歐洲還在封建極權政治時代，自由主義曾經發揮過推動歷史進步的作用──催生了法國大革命；但是，即使以自由為號召的法國大革命，也不忘記平等與博愛的重要。隨後工業革命席捲歐洲，階級壓迫開始突顯，歐陸的自由主義思潮轉型為社會主義論述；蓋純粹的自由主義理論已經無法解決勞工階級不自由的困境。英美自由主義份子抱殘守缺，在理念上便退守到保守主義。
台灣的自由主義在戒嚴體制中也曾經發揮批判國民黨威權統治的讜論，而受到台灣社會高度的肯定與掌聲。但是，如果我們回顧戒嚴當時的台灣自由主義的論述，她／他們為民請命的用心誠然值得尊敬；但是她／他們的論點實在蒼白得可以；不僅比不上19世紀社會主義思潮的深度，連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主張都不如。她／他們的論據只有一個要點：一切的罪過都是國民黨威權體制造成，只要這個體制解體了，自由幸福就會降臨寶島大地。
歐洲早期的自由主義雖然是半調子，但這是時代的必然侷限；一旦她／他們發現階級壓迫的事實，她／他們就用甘地朝社會主義的深度探索。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台灣自由主義份子，她／他們彷彿對於台灣社會的階級壓迫無感不覺，甚至不自覺地拾上帝國主義冷戰時期反社會主義的宣傳牙慧。如前所述，施明德的反扁運動其實是毫無啟蒙意義的政治炒作；然而，即使這樣的溫和炒作，這批為自由主義者都受不了，而千方百計地為扁政權曲意辯護。台灣的自由主義真是何其蒼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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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白的台灣自由主義
文／台灣立報社論
倒扁運動是個照妖鏡，照出一些人的真面貌。這裡頭，以澄社與龍應台最具代表性。施明德出來倒扁，雖然把倒扁運動的氣勢帶到一個新高潮；但我們發現，除了士氣提升的效應之外，對於陳水扁政權為何腐化得如此快速，對於民進黨為何墮落得如此不堪，都沒有提出甚麼論述出來。因此，施明德的倒扁運動基本上未脫離早期黨外運動的窠臼：善於掌握民氣，卻毫無思想深度。因此，不僅泛綠學者與社運人士沒有進步，施明德為代表的民進黨清流元老同樣在原地踏步。
雖然倒扁運動令人失望，但是最近卻有意外的收穫：台灣人民訝然發現，台灣一批自認為是社會清流的自由主義份子，最近紛紛暴露出保皇派的御用學者真面目。讓台灣人民認清這批偽君子的真相，或許是倒扁運動最大的貢獻之一。
自由主義一向是半調子的思潮。早期歐洲還在封建極權政治時代，自由主義曾經發揮過推動歷史進步的作用──催生了法國大革命；但是，即使以自由為號召的法國大革命，也不忘記平等與博愛的重要。隨後工業革命席捲歐洲，階級壓迫開始突顯，歐陸的自由主義思潮轉型為社會主義論述；蓋純粹的自由主義理論已經無法解決勞工階級不自由的困境。英美自由主義份子抱殘守缺，在理念上便退守到保守主義。
台灣的自由主義在戒嚴體制中也曾經發揮批判國民黨威權統治的讜論，而受到台灣社會高度的肯定與掌聲。但是，如果我們回顧戒嚴當時的台灣自由主義的論述，她／他們為民請命的用心誠然值得尊敬；但是她／他們的論點實在蒼白得可以；不僅比不上19世紀社會主義思潮的深度，連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主張都不如。她／他們的論據只有一個要點：一切的罪過都是國民黨威權體制造成，只要這個體制解體了，自由幸福就會降臨寶島大地。
歐洲早期的自由主義雖然是半調子，但這是時代的必然侷限；一旦她／他們發現階級壓迫的事實，她／他們就用甘地朝社會主義的深度探索。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台灣自由主義份子，她／他們彷彿對於台灣社會的階級壓迫無感不覺，甚至不自覺地拾上帝國主義冷戰時期反社會主義的宣傳牙慧。如前所述，施明德的反扁運動其實是毫無啟蒙意義的政治炒作；然而，即使這樣的溫和炒作，這批為自由主義者都受不了，而千方百計地為扁政權曲意辯護。台灣的自由主義真是何其蒼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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