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30日 星期四
2008年10月4日 星期六
<轉貼>比較資本主義下的歐美環保運動發展(作者：倪世傑)
轉貼網址:
http://lihpao.shu.edu.tw/news/in_p1.php?art_id=24535
過去，我們討論過為何德國與美國發展出不同的再生能源政策，在不同的資本主義（Varieties of Capitalism）體制下，西方國家的環保運動也呈現不同的風貌，而這些差異同常來自於歐陸與美國民主政治不同的實踐歷史。比如說，歐陸在18到19世紀多多少少都經歷過反抗皇權的鬥爭，並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階級政治，也因為階級政治的鬥爭，帶來了強調參與及對話的協和式民主機制；美國在歷史上一直沒有君主的問題，在移民社會中階級問題並不尖銳，地區之間的差異往往是鬥爭的來源，像是南北戰爭，而非法國巴黎公社、德國耶拿起義等階級鬥爭。
這直接影響了美國和歐洲的環保團體如何讓公眾理解「環保運動的訴求」。美國是一個兩黨制的三權分立國家，無論在聯邦還是各州的層次，環保運動必須時常面對環保不友善的共和黨主政，缺乏活力以及財團滲透的各級議會，還有保守且毫不留情法院體系。對環保運動而言，在美國，決戰點往往只能在國會的立法結果，因此高度依賴於提供各種數據以佐證環保訴求的專家，環保議題變成專業間的論辯，因此遠離了一般民眾的理解；再加上美國社會中一貫存在反菁英主義傳統，民眾難以被動員起來關心環境議題。在歐陸國家的環保運動中，對「科學」的角色是呈現較批判性的態度，對科學能夠解決人類發展中的問題這一觀點是相當質疑的，畢竟，相當多的問題是從「科學」中產生，像是基因改造食品，就是基因科學發展下的產物。也因此，歐洲對基改食品的反對聲浪，遠遠高於美國。
再來是制度層面的影響。歐陸國家擁有或多或少的組合主義傳統，從瑞典的社會統合主義，到挪威的多元統合主義不一而足，在社會對話及參與為核心的制度設計下，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都可以坐上談判桌進行正式或非正式的協商，進行利益的分配與調處，任何的決策過程都是各方妥協下的產物。在美國，決戰點不是在國會最後的立法，就是法院最後的判決，對抗性質相當濃厚，因此美國的環保運動與企業還有政府的關係，也往往是對抗性的，合作的狀況甚為少見。
不同的環保運動發展軌跡也是造成歐美環保運動出現差異的重要因素。在歐陸國家，勞工運動、階級政治與社會（民主）主義是重要的社運歷史傳統，環保運動的組織、工作者與左翼的階級政治的意識形態與理念較為接近，對社會正義、階級壓迫、社會不平等的看法較為類似，存在對話的基礎。但在美國，由於階級政治不發達，環保運動較多是出於非政治取向的後物質主義反應，不能說美國的環保運動政治程度不高，但美國並未如歐陸國家能夠發展出實質意義的綠黨。
但這並不代表美國環保運動呈現孤立發展的態勢，與一般預期相反，美國的環保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的聯盟反而是強的，透過聯盟方式取得更大的政治影響力，比如說環保運動與工會、與婦女運動之間的聯盟。這與美國多元主義的傳統有關，各團體彼此獨立，但不排除議題性的結合。在歐洲，反而因為存在對話機制，環保運動未必需要與其他運動的聯盟強化其影響力，因為協和式的體制已經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參與對話的權力。
從議題設定、運動歷史軌跡以及與其他社運的聯盟這三點，觀察台灣的環保運動，也可以得出另一種鮮明的形象。就歷史軌跡來看，在戒嚴體制下幾乎消滅了台灣社會運動發展的空間，解嚴後的社會運動大部分都與民進黨存在過或多或少的合作關係，也因此當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的執政過程中，許多過去的環保人士都成了政府官僚體系的一部分（高成炎曾任資策會副董事長、曹愛蘭曾任北縣政府勞工局長與勞委會副主委），吸納環保運動的能量。另一方面，台灣的各級選舉相當頻繁，許多地方性的環保問題可以透過地方政治機會結構解決，消弭了進一步鬥爭的可能性。而環保團體因為基層力量較弱，在議題上與特定立委合作也成為其重要的行動方式，進而降低形成綠色政治力量的需求。最後，由於台灣諸多社運團體都流於議題取向，存在同樣的行動邏輯，因此短期內還看不出運動界彼此聯盟的可能性。
（政治大學政治所博士生）
http://lihpao.shu.edu.tw/news/in_p1.php?art_id=24535
過去，我們討論過為何德國與美國發展出不同的再生能源政策，在不同的資本主義（Varieties of Capitalism）體制下，西方國家的環保運動也呈現不同的風貌，而這些差異同常來自於歐陸與美國民主政治不同的實踐歷史。比如說，歐陸在18到19世紀多多少少都經歷過反抗皇權的鬥爭，並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階級政治，也因為階級政治的鬥爭，帶來了強調參與及對話的協和式民主機制；美國在歷史上一直沒有君主的問題，在移民社會中階級問題並不尖銳，地區之間的差異往往是鬥爭的來源，像是南北戰爭，而非法國巴黎公社、德國耶拿起義等階級鬥爭。
這直接影響了美國和歐洲的環保團體如何讓公眾理解「環保運動的訴求」。美國是一個兩黨制的三權分立國家，無論在聯邦還是各州的層次，環保運動必須時常面對環保不友善的共和黨主政，缺乏活力以及財團滲透的各級議會，還有保守且毫不留情法院體系。對環保運動而言，在美國，決戰點往往只能在國會的立法結果，因此高度依賴於提供各種數據以佐證環保訴求的專家，環保議題變成專業間的論辯，因此遠離了一般民眾的理解；再加上美國社會中一貫存在反菁英主義傳統，民眾難以被動員起來關心環境議題。在歐陸國家的環保運動中，對「科學」的角色是呈現較批判性的態度，對科學能夠解決人類發展中的問題這一觀點是相當質疑的，畢竟，相當多的問題是從「科學」中產生，像是基因改造食品，就是基因科學發展下的產物。也因此，歐洲對基改食品的反對聲浪，遠遠高於美國。
再來是制度層面的影響。歐陸國家擁有或多或少的組合主義傳統，從瑞典的社會統合主義，到挪威的多元統合主義不一而足，在社會對話及參與為核心的制度設計下，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都可以坐上談判桌進行正式或非正式的協商，進行利益的分配與調處，任何的決策過程都是各方妥協下的產物。在美國，決戰點不是在國會最後的立法，就是法院最後的判決，對抗性質相當濃厚，因此美國的環保運動與企業還有政府的關係，也往往是對抗性的，合作的狀況甚為少見。
不同的環保運動發展軌跡也是造成歐美環保運動出現差異的重要因素。在歐陸國家，勞工運動、階級政治與社會（民主）主義是重要的社運歷史傳統，環保運動的組織、工作者與左翼的階級政治的意識形態與理念較為接近，對社會正義、階級壓迫、社會不平等的看法較為類似，存在對話的基礎。但在美國，由於階級政治不發達，環保運動較多是出於非政治取向的後物質主義反應，不能說美國的環保運動政治程度不高，但美國並未如歐陸國家能夠發展出實質意義的綠黨。
但這並不代表美國環保運動呈現孤立發展的態勢，與一般預期相反，美國的環保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的聯盟反而是強的，透過聯盟方式取得更大的政治影響力，比如說環保運動與工會、與婦女運動之間的聯盟。這與美國多元主義的傳統有關，各團體彼此獨立，但不排除議題性的結合。在歐洲，反而因為存在對話機制，環保運動未必需要與其他運動的聯盟強化其影響力，因為協和式的體制已經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參與對話的權力。
從議題設定、運動歷史軌跡以及與其他社運的聯盟這三點，觀察台灣的環保運動，也可以得出另一種鮮明的形象。就歷史軌跡來看，在戒嚴體制下幾乎消滅了台灣社會運動發展的空間，解嚴後的社會運動大部分都與民進黨存在過或多或少的合作關係，也因此當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的執政過程中，許多過去的環保人士都成了政府官僚體系的一部分（高成炎曾任資策會副董事長、曹愛蘭曾任北縣政府勞工局長與勞委會副主委），吸納環保運動的能量。另一方面，台灣的各級選舉相當頻繁，許多地方性的環保問題可以透過地方政治機會結構解決，消弭了進一步鬥爭的可能性。而環保團體因為基層力量較弱，在議題上與特定立委合作也成為其重要的行動方式，進而降低形成綠色政治力量的需求。最後，由於台灣諸多社運團體都流於議題取向，存在同樣的行動邏輯，因此短期內還看不出運動界彼此聯盟的可能性。
（政治大學政治所博士生）
<轉貼>金鐘罩的政治心理學(陳宜中，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助研究員)
轉貼網址:
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36/journal_park307.htm
本文原載於中國時報，2004年3月7日
為了對抗中國的導彈威脅，台灣當局已決定向美國購買愛國者三型戰區飛彈防禦（ＴＭＤ）系統。而事實上，在上屆總統大選期間，連戰與陳水扁都積極主張購買ＴＭＤ，這顯示藍綠陣營在此議題上並無太大歧見。不管是誰當選，也不管軍購公投結果如何，愛國者三型似乎都是買定了。
就愛國者三型而論，在諸多ＴＭＤ系統中，此種低空層反導彈系統的防禦半徑較小，只能攔阻射程約在一千四百公里以內的較短程導彈，但其造價卻已極為昂貴。而攔阻成功率究竟能有多高，至今仍飽受質疑。此外，「盾」愈精良，「矛」就愈精良，現在花大錢買了愛國者三型，日後恐怕還得花更多錢不斷進行「系統升級」，否則不出多久就會無用武之地。一旦台灣陷入了這種軍備競賽的漩渦，以及兩岸之間競逐「國家安全感」的零和遊戲，則不僅會排擠其他各項國防及非國防開支，亦無助於兩岸政治僵局的化解。
台灣當局之所以要花大錢買愛國者三型，檯面上的理由是為了因應對岸的導彈威脅，但這些瞄準台灣的導彈其實殺傷力有限，主要是為了所謂「警告台獨勢力」而部署的。關鍵問題在於，假如兩岸關係持續惡化，中國決定擴大其導彈部署，則就算我們有了愛國者三型，也不會對中國產生任何顯著的嚇阻作用，因為這系統既攔阻不了中國所有的短程導彈，也無法應付中長程導彈（如東風二十一型）及巡弋飛彈。
假設愛國者三型在實戰中的攔阻率高達八成，則中國為了維持相當於目前的導彈優勢，甚至不需要研擬破解愛國者三型的方法，僅需要擴增約二千枚的短程導彈，或擴大其中長程導彈部署，而這批導彈的造價相對於愛國者三型的成本而言，可以說是非常之低。更何況，愛國者三型的成本並不是固定的，而會隨著軍備競賽的邏輯不斷往上攀升。就算它不是「無底洞」，說「錢坑」倒也當之無愧。
台灣當局要買愛國者三型的主因，其實並不在於這系統本身的實際軍事效益真的有如宣傳的那麼高。除了賣方也希望台灣分擔部分研發費用的因素外，台灣當局的著眼點似在於：透過ＴＭＤ而與美日軍方達成緊密的軍事整合、日後獲得更先進的ＴＭＤ系統、或甚至被美國納入其國家飛彈防禦（ＮＭＤ）系統的保護傘下。其背後的「終極願景」則是：倘若透過購買愛國者三型，台灣終能獲得美製或甚至於美國「金鐘罩」級反導彈系統的保護，則當可以全面嚇阻中國的導彈威脅，可以使中國無法在談判桌上以武相逼，也可以讓台灣保有拒談或甚至台獨的選項。
可是，購買愛國者三型真能帶來那麼多「後續」的「好處」嗎？雖然台灣當局主觀期盼購買愛國者三型只是「第一步」而已，但接下來的第二步、第三步究竟踏不踏的出去，事實上操之不在我，而取決於美日與中國之間的互動。中國之所以能忍受台灣取得愛國者三型，乃因其對中國導彈優勢的影響十分有限；但如果未來美國要賣先進的高空層ＴＭＤ系統給台灣，那中國就勢必會做出激烈的反應。換句話說，恐怕也只有在美中已極度交惡的情況下，台灣才有可能買到更先進的ＴＭＤ。
由於日本海上自衛隊即將部署可攔阻中長程導彈的高空層ＴＭＤ，並與美國的ＮＭＤ進行整合，所以，要是台灣能被納入其保護傘下，則大可不必自己擁有高空層ＴＭＤ。可是，就算日本有了高空層ＴＭＤ，也很不可能把台灣納入其保護範圍內。簡言之，恐怕也只有在日中已極度交惡的情況下，日本才有可能幫台灣攔阻中國的中長程導彈。
綜上，在ＴＭＤ上花大錢，並無助於消弭中國的導彈優勢及威脅，因為就算是先買了愛國者三型，日後取得「金鐘罩」的機會仍可以說是微乎其微。而假如有那麼一天，美日與中國極度交惡，並使得台灣成為美日與中國的決戰場，則「金鐘罩」自然會從天而降，到時台灣恐怕就連說「我不要」的權利都沒有。再者，這裡所謂的「金鐘罩」到頭來恐怕還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就連美國國會都深刻懷疑這套軍火販子的說詞究竟能有幾分真實。
對台灣來說，「金鐘罩」因此是既不可欲又不可求的－除非我們真的衷心希望台灣有朝一日成為美日圍堵中國的決戰場。從台海和平與兩岸人民和解的角度來看，台灣毫無必要陷入以武制武的軍備競賽漩渦，而理當設法透過和平協商以消弭對岸的導彈威脅及武嚇念頭。至於近日來充斥於耳間「不買反飛彈就等於投降」之類的激情說詞，則恐怕是過份低估了台灣人民的智慧。
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36/journal_park307.htm
本文原載於中國時報，2004年3月7日
為了對抗中國的導彈威脅，台灣當局已決定向美國購買愛國者三型戰區飛彈防禦（ＴＭＤ）系統。而事實上，在上屆總統大選期間，連戰與陳水扁都積極主張購買ＴＭＤ，這顯示藍綠陣營在此議題上並無太大歧見。不管是誰當選，也不管軍購公投結果如何，愛國者三型似乎都是買定了。
就愛國者三型而論，在諸多ＴＭＤ系統中，此種低空層反導彈系統的防禦半徑較小，只能攔阻射程約在一千四百公里以內的較短程導彈，但其造價卻已極為昂貴。而攔阻成功率究竟能有多高，至今仍飽受質疑。此外，「盾」愈精良，「矛」就愈精良，現在花大錢買了愛國者三型，日後恐怕還得花更多錢不斷進行「系統升級」，否則不出多久就會無用武之地。一旦台灣陷入了這種軍備競賽的漩渦，以及兩岸之間競逐「國家安全感」的零和遊戲，則不僅會排擠其他各項國防及非國防開支，亦無助於兩岸政治僵局的化解。
台灣當局之所以要花大錢買愛國者三型，檯面上的理由是為了因應對岸的導彈威脅，但這些瞄準台灣的導彈其實殺傷力有限，主要是為了所謂「警告台獨勢力」而部署的。關鍵問題在於，假如兩岸關係持續惡化，中國決定擴大其導彈部署，則就算我們有了愛國者三型，也不會對中國產生任何顯著的嚇阻作用，因為這系統既攔阻不了中國所有的短程導彈，也無法應付中長程導彈（如東風二十一型）及巡弋飛彈。
假設愛國者三型在實戰中的攔阻率高達八成，則中國為了維持相當於目前的導彈優勢，甚至不需要研擬破解愛國者三型的方法，僅需要擴增約二千枚的短程導彈，或擴大其中長程導彈部署，而這批導彈的造價相對於愛國者三型的成本而言，可以說是非常之低。更何況，愛國者三型的成本並不是固定的，而會隨著軍備競賽的邏輯不斷往上攀升。就算它不是「無底洞」，說「錢坑」倒也當之無愧。
台灣當局要買愛國者三型的主因，其實並不在於這系統本身的實際軍事效益真的有如宣傳的那麼高。除了賣方也希望台灣分擔部分研發費用的因素外，台灣當局的著眼點似在於：透過ＴＭＤ而與美日軍方達成緊密的軍事整合、日後獲得更先進的ＴＭＤ系統、或甚至被美國納入其國家飛彈防禦（ＮＭＤ）系統的保護傘下。其背後的「終極願景」則是：倘若透過購買愛國者三型，台灣終能獲得美製或甚至於美國「金鐘罩」級反導彈系統的保護，則當可以全面嚇阻中國的導彈威脅，可以使中國無法在談判桌上以武相逼，也可以讓台灣保有拒談或甚至台獨的選項。
可是，購買愛國者三型真能帶來那麼多「後續」的「好處」嗎？雖然台灣當局主觀期盼購買愛國者三型只是「第一步」而已，但接下來的第二步、第三步究竟踏不踏的出去，事實上操之不在我，而取決於美日與中國之間的互動。中國之所以能忍受台灣取得愛國者三型，乃因其對中國導彈優勢的影響十分有限；但如果未來美國要賣先進的高空層ＴＭＤ系統給台灣，那中國就勢必會做出激烈的反應。換句話說，恐怕也只有在美中已極度交惡的情況下，台灣才有可能買到更先進的ＴＭＤ。
由於日本海上自衛隊即將部署可攔阻中長程導彈的高空層ＴＭＤ，並與美國的ＮＭＤ進行整合，所以，要是台灣能被納入其保護傘下，則大可不必自己擁有高空層ＴＭＤ。可是，就算日本有了高空層ＴＭＤ，也很不可能把台灣納入其保護範圍內。簡言之，恐怕也只有在日中已極度交惡的情況下，日本才有可能幫台灣攔阻中國的中長程導彈。
綜上，在ＴＭＤ上花大錢，並無助於消弭中國的導彈優勢及威脅，因為就算是先買了愛國者三型，日後取得「金鐘罩」的機會仍可以說是微乎其微。而假如有那麼一天，美日與中國極度交惡，並使得台灣成為美日與中國的決戰場，則「金鐘罩」自然會從天而降，到時台灣恐怕就連說「我不要」的權利都沒有。再者，這裡所謂的「金鐘罩」到頭來恐怕還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就連美國國會都深刻懷疑這套軍火販子的說詞究竟能有幾分真實。
對台灣來說，「金鐘罩」因此是既不可欲又不可求的－除非我們真的衷心希望台灣有朝一日成為美日圍堵中國的決戰場。從台海和平與兩岸人民和解的角度來看，台灣毫無必要陷入以武制武的軍備競賽漩渦，而理當設法透過和平協商以消弭對岸的導彈威脅及武嚇念頭。至於近日來充斥於耳間「不買反飛彈就等於投降」之類的激情說詞，則恐怕是過份低估了台灣人民的智慧。
<苦勞採訪稿91>沒有財政部長，只有財團部長？ 稅改盟：降遺產稅台灣將成富人天堂！
引用網址: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28028
工總強力放送的減稅廣告已經讓行政院決定調降遺產稅和贈與稅，然而民間團體卻一直都有不一樣的聲音。公平稅改聯盟今天（10/5）上午急忙召開記者會，對明天要召開的賦改會喊話，要求賦改會不得做出調降遺贈稅率的決定，並且呼籲全程開放記者旁聽。對於財政部日前表示將調降遺贈稅率，稅改盟召集人王榮璋指出，以前當社會有降遺產稅的聲音時，財政部都還會稍微站在稅制公平的角度捍衛遺產稅，現在卻呼應企業財團的減稅要求準備降遺產稅，這讓王榮璋痛批：「台灣根本沒有財政部長了！」
稅改聯盟發言人、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執行長簡錫堦表示，台灣的稅制問題從來不是稅率太高，而是富人的逃漏稅管道太多，所以要討論降稅還不如先防堵好富人的各種避稅管道。簡錫堦呼籲財政部公佈上市公司負責人所繳的遺產稅金額，讓社會大眾知道這些人到底繳了多少稅。為了免除中產階級民眾對遺產稅的疑慮，簡錫堦也建議財政部可以將遺產稅免稅額由779萬提高至1000萬元，並讓公告現值800萬以下的自用住宅一棟免繳遺產稅。
青年反債聯盟、綠六組成員李懷仁表示，美國的減稅經驗顯示，降低遺產稅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有錢人，台灣的窮人在不斷的減稅之下從來沒有獲得好處過。他也指出，當年美國總統雷根的減稅政策，對美國的財政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在美國甚至被戲稱為「巫毒經濟學」，然而今天台灣的減稅政策就是一個傷害財政的巫毒經濟學，而我們的內閣就是一個巫毒內閣，馬英九則是一個巫毒總統。
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要求賦改會全面開放記者進場旁聽，並且應將會議紀錄以逐字稿的方式在網路上公佈，讓全民得以監督賦改會、杜絕工商團體與行政官員進行閉門的利益交換或勾結。孫友聯強調，台灣的減稅已經讓台灣成為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他語帶諷刺的說：「台灣的有錢人不用死後才上天堂，因為台灣已經是富人的天堂！」
稅改盟另一位發言人孫一信則反駁稅率越高逃稅越多的拉弗曲線(Laffer Curve)，他表示很多鼓吹減稅的言論都引用這條曲線說台灣應該減稅，然而在台灣實質稅率只有13.5%的情況下，減稅將使真正能夠課到的稅收不到10%。孫一信也指出，台灣遺贈稅佔國稅的比例從2005年1.9%、2006年1.8%，到2007年的1.6%，孫一信質疑：「還要再降多少呢？」所以他認為，現在這個時間點並不是討論調降遺贈稅的恰當時機。
王榮璋再次強調，遺產稅就是富人稅，對所得占全部人口5%的人才會受到影響，所以絕大多數的民眾都不會被課到遺產稅。他認為，政府應負責任的講清楚，到底調降遺贈稅能讓多少資金回流、能創造多少工作機會？他也警告財政部，明天的賦改會不可做出任何調降遺贈稅的決定，否則台灣將和開曼群島或維京群島一樣，成為另一個富人的「免稅天堂」的代名詞。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28028
工總強力放送的減稅廣告已經讓行政院決定調降遺產稅和贈與稅，然而民間團體卻一直都有不一樣的聲音。公平稅改聯盟今天（10/5）上午急忙召開記者會，對明天要召開的賦改會喊話，要求賦改會不得做出調降遺贈稅率的決定，並且呼籲全程開放記者旁聽。對於財政部日前表示將調降遺贈稅率，稅改盟召集人王榮璋指出，以前當社會有降遺產稅的聲音時，財政部都還會稍微站在稅制公平的角度捍衛遺產稅，現在卻呼應企業財團的減稅要求準備降遺產稅，這讓王榮璋痛批：「台灣根本沒有財政部長了！」
稅改聯盟發言人、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執行長簡錫堦表示，台灣的稅制問題從來不是稅率太高，而是富人的逃漏稅管道太多，所以要討論降稅還不如先防堵好富人的各種避稅管道。簡錫堦呼籲財政部公佈上市公司負責人所繳的遺產稅金額，讓社會大眾知道這些人到底繳了多少稅。為了免除中產階級民眾對遺產稅的疑慮，簡錫堦也建議財政部可以將遺產稅免稅額由779萬提高至1000萬元，並讓公告現值800萬以下的自用住宅一棟免繳遺產稅。
青年反債聯盟、綠六組成員李懷仁表示，美國的減稅經驗顯示，降低遺產稅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有錢人，台灣的窮人在不斷的減稅之下從來沒有獲得好處過。他也指出，當年美國總統雷根的減稅政策，對美國的財政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在美國甚至被戲稱為「巫毒經濟學」，然而今天台灣的減稅政策就是一個傷害財政的巫毒經濟學，而我們的內閣就是一個巫毒內閣，馬英九則是一個巫毒總統。
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要求賦改會全面開放記者進場旁聽，並且應將會議紀錄以逐字稿的方式在網路上公佈，讓全民得以監督賦改會、杜絕工商團體與行政官員進行閉門的利益交換或勾結。孫友聯強調，台灣的減稅已經讓台灣成為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他語帶諷刺的說：「台灣的有錢人不用死後才上天堂，因為台灣已經是富人的天堂！」
稅改盟另一位發言人孫一信則反駁稅率越高逃稅越多的拉弗曲線(Laffer Curve)，他表示很多鼓吹減稅的言論都引用這條曲線說台灣應該減稅，然而在台灣實質稅率只有13.5%的情況下，減稅將使真正能夠課到的稅收不到10%。孫一信也指出，台灣遺贈稅佔國稅的比例從2005年1.9%、2006年1.8%，到2007年的1.6%，孫一信質疑：「還要再降多少呢？」所以他認為，現在這個時間點並不是討論調降遺贈稅的恰當時機。
王榮璋再次強調，遺產稅就是富人稅，對所得占全部人口5%的人才會受到影響，所以絕大多數的民眾都不會被課到遺產稅。他認為，政府應負責任的講清楚，到底調降遺贈稅能讓多少資金回流、能創造多少工作機會？他也警告財政部，明天的賦改會不可做出任何調降遺贈稅的決定，否則台灣將和開曼群島或維京群島一樣，成為另一個富人的「免稅天堂」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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